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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日外交立场之演变——以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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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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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解决方案；二是由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会组织一个“中日问题特别委员会”，由各国代表团推选的若干公正学者组成，开特别会议，有结论时报告理事会。[10] (第六卷，p231～232)胡适的建议并未实现，但两国会员私下仍保持接触。会上，中国代表仍旧“低调”回应日本的侵略。胡适在会上大谈“太平洋学会的法则”，但对东北四省先后失陷于强邻暴力之下的“本身问题”却未置一词。这引起了国内舆论的反感。有人指责太平洋国际学会是“代表帝国主义的‘学者’藉以麻醉民众的组织”[11]。胡适本人在会后谈及班夫会议的感受时也承认故意回避了政治问题，“会议无甚结果”，但他又表示“此也为事实所趋，不得不如此也”[4] (第十二卷，p651～652)。显然，胡适的内心也是矛盾的，他不愿意看到国权的丧失，但又“体谅”政府的艰难地位，主张继续对日忍让。
然而忍让并没有换来和平。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日本灭亡全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胡适也感到这一次已非两年前的状况可比了。对日本的态度也强硬起来，言论上也从“低调”转为“高调”，主张不惜一切与日作战。1936年8月15日至8月29日，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次年会在美国玉斯美公园(Yosemite Park)举行，胡适第三次率团出席。尽管会前日本分会致函总会要求“不谈国际近事，只求研究根本原因”[10] (第六卷，641)，中日问题还是被列为中心问题。胡适在会上一改前两次会议上对日本的温和态度，就日本对华政策，猛烈加以抨击。胡适指出，中国任何政府，凡力足以统一国家而增强国家之地位者，皆非日本所能容忍。日本以武力占领东三省后，对于中国，即已酿成一种战争状态，不但中国经济复兴运动为其所阻挠，即他国与中国合作事业，亦因而无法进行，其用意即为阻挠中国之民族复兴。中国兹已抱定决心，誓必奋斗到底，以维护本国之生存。[12] 日本代表芳泽谦吉极力否认日本阻挠中国统一和复兴，并称中国只有改变反日的态度，与日本合作，才有和平与安宁之可能。[13] 会上，日本代表还表示，中日之间的问题应由中日两国政府来处理，所有其它的列强都应让中日单独解决问题并鼓励双方达成一种互利的协定。对此，中国代表表示，只要日本对中国还抱有领土野心，只要日本想从中国拿走他想拿的所有东西却什么也不给中国，中日之间就不可能合作。只有当中国人民都相信日本没有这些企图时，日方的行动才不会遇到抵抗。[14] (p179～180)
从主张忍让到主张抵抗，这是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的一种态度转变。这种变化表明，随着日本侵略的步步深入，中国知识界人士终于认识到，日本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只有全民族的抗战，彻底消除这一危险，中国社会才能继续向前发展。 二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工作重心转向了争取外援以打败日本。由于英、美、苏各国在中国全面抗战的最初两年间，都继续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非常不利。扭转这种不利局面就成了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所致力的目标。
1939年11月18日至12月2日，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七次年会在美国弗吉尼亚比奇(Virginia Beach)举行。其时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已持续了两年多，欧洲的战争也已有三个月之久，中国的国际环境有所改善。此次会议主要就是讨论中日冲突解决的可能性及方法。日本没有代表出席。尽管受到战争的影响，中国还是派出了一个由十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会议。会上，与会各国一致认为，日本的目标是要在政治上永远控制中国。中日冲突的解决取决于三个方面。首先中国必须独立、统一和强大，为此条约国家应该放弃治外法权，归还租借地，撤走驻军和军舰。其次，日本必须有一个赞成在平等基础上与中国合作，放弃帝国主义扩张的政府，同时这一政府还应实行改革以提高日本人民的福利。第三，西方列强应该全力合作以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不过当时各国根本无暇顾及中国。欧洲战争爆发后，英、法已自顾不暇，美国则奉行“欧洲第一”的原则，对中日冲突继续保持“中立”。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的美国国务院代表明确表示，试图以制裁或类似的行动来遏制日本的想法是“荒谬的”。[15] (p90)苏联为了自身的安全与德国达成“谅解”并表示与日本的关系也可调整。因此所谓各国合作解决中日冲突只不过是一句空话。针对这种国际情形，中国代表团团长颜惠庆表示，苏联的任何行动都不会妨碍中国之抗日反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已决心继续进行自卫战争，直至日本军阀意识到其对华企图绝无实现之可能为止。同时中国希望美国能采取有效行动，制止侵略者由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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