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主义的理论家、宣传家。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比较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他对唯物史观的宣传在中国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第一块基石。瞿秋白的贡献在于第一个向中国思想界和中国共产党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第二块基石。李达不但是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骨干，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他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宣传、教育工作，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宣传和研究，直接影响了毛泽东，成为毛泽东提出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思想理论来源。陈望道是马克思主义的翻译家，他是中国第一部《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1920年8月出版，使中国人得以看到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纲领性文件的全貌。毛泽东等国内知识分子早期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从这几本书开始的。张如心、吴亮平、陈伯达、艾思奇等人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主要成员，在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理论教育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郭沫若、翦伯赞是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开启了以马克思主义方法在中国治史的先河。叶剑英、刘伯承、刘亚楼、左权、郭化若等成为中国共产党著名的军事家。
中国共产党人的留学群体不但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其中多数人还注意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一些人较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提出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差别的观点。蔡和森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政策的观点。任弼时提出共产党人“不应做一个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的观点，1925年，刚从苏联莫斯科大学结束了三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学习的任弼时，一回到国内，就提出要“注意分析中国社会，按客观事实而运用经验与理论”的命题。⑥ 他指出，有许多同志满足于做一个“模仿主义者”。他们往往会说，某个国家那样做，我们不妨照例去做；或者说，马克思和列宁教导的，不会错，照做就可以了；在和党外人士辩论时，别人说到中国的情况，就无辞可答。这些都是只顾原则，不管实际的表现。任弼时指出：“必须按中国实际情形去解释我们的理论”，⑦ 认为这才是有力量的表现。这一思想成为任弼时后来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思想基础。长期以来，由于王明教条主义问题，在一般人的观念中，谈到中国共产党内的留学生，都有一种认识误区，似乎留学生，特别是留苏学生，都是教条主义者，其实，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一般而言，不论是国民党人的留学生，还是做社会科学研究的留学生，都不能简单扣上教条主义的帽子，孙中山这个国民党内地位最高的留学生，把西方政治理论中国化，提出了有自己特色的“三民主义”理论。在社会科学的学者中，社会学家孙本文把国外学到的社会学理论中国化，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代表。教育学家陶行知把西方教育学中国化，成为教育学“本土化”的杰出代表。在世界各种文化的传播中，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潮流在20世纪20～30年代以后，逐渐出现融合化的趋势，正如著名学者戴逸所言，“20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西非中、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⑧ 其中，具有贯通中西的留学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三，在留学的经历中，留学生以其对外部世界的洞察和了解，形成了具有广阔视野的世界眼光。
在中国共产党内，长期以来，党的主要领导人，对革命的历史潮流有深刻的认识，对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有较为透辙的分析，表现出在革命问题上的博大宽阔的世界眼光。这一眼光的由来，一些来自于列宁、斯大林对世界革命形势的理论，另一些来自中国政治家自身的实践，一些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在诸多国家矛盾中纵横捭阖的政治智慧。但对科学技术潮流的认识和洞察，却不能说是那么敏锐。中国是一个现代科学技术极不发达的国家，几千年来以手工业为主的经济条件使人们很难领悟到科学技术的伟大力量。对此的认识，仅仅通过马恩著作的认识是不行的。而中国革命的实践又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实践。这样的实践经验，在观察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上是有局限性的。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经历看，曾经留过学和有长期出国经历的领导者，相对来说，对世界科学技术潮流的认识上较有远见。建国初期，在建设新中国所采取战略的选择上，周恩来较早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构想，他对科学技术有独到的认识，他以惊人的观察力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⑨ 他指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为此他提出要依靠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周恩来这一远见卓识的战略眼光，是一种世界眼光的表现。在当初，周恩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