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谈到这个问题，并未在高层达成共识，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的领导人的经历、见识、经验不同造成的。周恩来为什么能提出这一问题，这与周恩来出国经历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他早年留学日本、法国，去过英国、德国、苏联，这些经历使他身上具备了一些其他领导人不具备的素质，英国学者《周恩来传》的作者迪克·威尔逊写到，“他是政治局中首先提出这一论点的人”。⑩ 应当说，首先提出是最富创意的，而这种创意的来源是什么，这是我们应当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迪克·威尔逊分析了周恩来思想和经历的相互关系。他指出：“周恩来一直对外部世界怀有强烈的好奇心，这一点与毛泽东或他那些共产党同僚们比较起来显得更为突出。卢西恩·派伊教授曾经评论说：‘他在国外呆的时间比他那些政治局同僚们在国外呆的时间的总和还要多’。”(11) 迪克·威尔逊在分析中国领导人对外开放的思想时指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程度与那些人(指同僚们)比起来更是不可同日而语。”(12) 外国学者这一研究视角有他的可取之处。邓小平是具有世界政治眼光和科学技术眼光的领导人。他的科学技术的世界眼光与他出国留学与出国访问关系密切。“文化大革命”中，他以自己少年出国时的广阔见识批判目光狭隘、闭关锁国的“四人帮”，当“四人帮”以风庆轮事件攻击周恩来、邓小平引进外国技术的正确观点时，邓小平说，他出国时就乘坐法国五万吨邮轮，其意是指不能自我封闭、自我欣赏，自我吹捧。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多次出访日本、美国和欧洲国家，20世纪第四次新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有长足的发展，在亲身感受的基础上，邓小平对世界科学技术潮流作了充分的揭示，他指出，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从对世界发展经验的分析中，他得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留学经历的重要性也体现在留法学生李富春身上。还在抗日战争战火纷飞的年代，在中共稍有可以歇息的抗日根据地时，1938年3月，李富春向中央建议成立自然科学研究院。中央书记处会议经过研究后，“原则决定开办”，(13) 1939年5月，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成立，一年后，改为自然科学院，李富春兼任院长。这是一所被称为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这所学校为党培育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当时人们都说，李富春在延安播下了“科技战线的火种”，“是我党有战略眼光的领导者”。(14) 李富春在建国后长期负责国家的经济工作，提出过不少重要的正确的建议。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一条是与留学有关的。李富春的传记作者在传记中讲到了这一问题。作者指出：“李富春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开过火车，当过司机。青年时代在西方现代化工业社会的这段生活经历，使他对现代工业的了解比许多人要深刻得多。”(15) 这一段评论是十分中肯的。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具有知识结构新、视野开阔、开放意识强特点的共产党人留学生群体对国内共产党人群体发生着积极的重要的影响，它有效地克服了由于中国革命历史条件引起的人们认识视野局限性问题。
第四，在部分留学生中，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又由于在共产国际中，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大环境的影响，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上高度集权体制的作用下，部分留学生成为中国20～30年代教条主义的代表。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普遍主义因素，它在中国的传播不能简单看作是一种中外文化的碰撞。但在文化传播的意义上，有着一定的共同点。中国共产党人从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到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有一个“文化本土化”的过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初期，不论是有留学经历的共产党人，还是没有留学经历的共产党人，都存在一个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到学会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正是文化传播特点所在。但是，这一传播过程又有各自特点。从中国革命的过程来看，中国革命受苏联影响很大。这种影响除了正确的积极的影响之外，还受到一定消极影响，这两种影响混合在一体之中。消极影响主要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在理论上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一个是在体制上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关系的高度集权性。这两个因素交互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内教条主义的国际因素。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王明路线难以克服的原因有一个是国际原因。由于共产国际是一个高度集中的组织，它对各国共产党拥有很大的权威，可以直接插手任命各国党的领导人，批准各支部的纲领政策，它的文件就是最高指示，各支部不得违背和修改。它还对各国党严加监督，稍有越轨，轻者通报批评，重者对领导人撤职查办。共产国际的核心是苏联共产党，虽然它也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其实质上主宰着共产国际，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苏联又是列宁的故乡，是第一个掌握政权的共产党，它有经济和军事实力，可以直接为各国党提供物质援助。因此，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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