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是政治上的让步：在国民党召开二大前夕，中共党内讨论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执委会的人数时发生了争执，陈独秀起初提出7人，鲍罗廷表示反对，主张不超过国民党一大时的3人，理由是“不吓跑中派和无谓地刺激右派”。陈独秀作了让步，最后一致同意4人。虽然选举的实际结果是7人，但仍未能达到36名国民党中执委员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安排下，1925年12月24日，陈独秀、瞿秋白和张国焘在上海苏联领事馆就国民党二大有关事宜同国民党政要孙科、叶楚伧和邵元冲谈判。陈独秀表示国民党的事应由国民党负责，中共无意包办，也不希望增加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执会的名额，并说服戴季陶、孙科等同意去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之后，陈独秀特将商谈结果致函广东区委，告知：因等待戴、孙等人返回广州，国民党二大须延期召开。

第二次是军事上的让步：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令中外震惊的中山舰事件，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和监禁李之龙等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等。事件发生后，正在广州进行工作考察的联共(布)布勃诺夫(时任联共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使团，非但没有谴责蒋介石的反动行径，反以左派力量不足以对抗蒋介石为由，要求中共对蒋让步，说现在“需要赢得时间，而要赢得时间就要作出让步”。布勃诺夫使团采取的妥协方针得到共产国际的完全支持。在上海的陈独秀起初不完全了解情况，未立即表态，当他得知真情后，先是派张国焘去广州“查明事实真相”，后又派彭述之去广州商讨“反蒋计划”，结果被刚返回广州的鲍罗廷所阻止。鲍罗廷奉莫斯科之命，对蒋介石采取和解政策，并说：“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于是撤回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满足了蒋介石的要求。

第三次是组织上的让步：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步步进逼。为了消除这次事件所造成的“误会”，维持国共合作，鲍罗廷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要中共党员必须留在国民党内的决定，对蒋介石采取了更加容忍的态度，在未同中共中央协商的情况下，事先曾多次同蒋介石商谈，擅自作出让步，与蒋介石达成“君子协定”，答应蒋提出的所谓《整理党务案》，主要包括：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中的人数不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等条文。在鲍罗廷的促进下，蒋介石的这个提案在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得以顺利通过。会后，陈独秀在报上看到《整理党务案》非常气愤，并准备退出国民党，同时又不得不派张国焘到广州去贯彻执行。

显而易见，在上述几个关键问题上，陈独秀开始并不主张妥协，提出过不同意见，结果都被共产国际否定了，这能说共产国际对陈独秀的所谓“三大让步”不负主要责任吗?

陈独秀退出国民党的主张何以屡屡受阻

陈独秀主张退出国民党，是指责他犯“右倾机会主义”的另一大“罪状”。

国共合作伊始，陈独秀几乎把全部精力用于发展国民党本身的工作。可是不久，他便发现，共产党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对派。从此萌生了退出国民党的念头。

1924年7月陈独秀写信给维经斯基，首次流露出准备与国民党分离的迹象。1925年9、10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二次扩大执委会，陈独秀正式提议中共应该及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但遭到共产国际代表和其他中央委员的强烈反对，其主张被否决。中山舰事件后，国共合作面临着严重危机，陈独秀在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上，建议将“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或另组第三党以代替国民党，又遭到莫斯科的严厉批评，被斥责为“错误的倾向”。随后，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来上海纠正陈独秀的行为。1926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全会，陈独秀和彭述之提出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的决议案，但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仍未予通过。随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批评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倾向，迫使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会上违心地承认提出准备退出国民党的策略是“不正确的”，检讨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不过，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陈独秀又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要求退出国民党，更激起共产国际的强烈不满。

实行“党内合作”是中共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在当时条件下的一种可行的策略和有益的尝试。不如此，便不能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以推动国民革命和共产党自身的发展。问题是，采取这种方式从一开始就束缚了共产党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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