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主张退出国民党，其本意是想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摆脱国民党的束缚。在大革命日渐危机的形势下，这并非一种不可取的选择。但他的主张同共产国际的意愿背道而驰，因为共产国际始终承认国民党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主体和大革命的领导者，要求共产党必须屈从于国民党。在共产国际看来，退出国民党等于把革命领导权让给国民党，主动放弃阵地，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直到汪精卫集团公开反动，国共合作已经破裂，共产国际还命令中共“退出国民政府而不退出国民党”。这正是陈独秀主张退出国民党屡屡受阻的真实原因，而陈独秀辞去总书记职务，也恰恰是与这个问题有关。正如他后来所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共产国际要求立即没收土地可行吗

陈独秀主张推迟开展土地革命，是指责他犯“右倾机会主义”的又一大“罪状”。

实践证明，“减租减息”这种和平方式是符合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实际状况的，同时又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等各方所接受。五卅运动后，中共提出了没收大地主土地的主张。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和农民运动的不断高涨，农民运动出现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时机。但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怎样进行土地革命?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乃至共产国际，谁都拿不出一种有效的可行办法来。为此，共产国际代表之间、国共两党内部，经常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1926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了《中国问题决议案》，强调土地问题是“目前形势的中心问题”。布哈林在报告中要求中共着手“在革命军占领的地区实行土地改革”。这次会议的决议于1927年初传到中国后，中共中央立即指示各地党组织贯彻执行。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共产国际既主张第二次北伐，又主张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斯大林强调要“以全力展开土地革命”。5月，共产国际召开执委会第八次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重申农村实行土地革命等政策。

这期间，湖南农民首先开始了自发平分土地的运动，其所反对的不只是大地主，还反对中小地主，甚至反对富裕农民；同时两湖农民没收地主土地时出现乱捕乱杀等过火行为，引起军官和部分士兵的不满。在此紧要关头，中共五大通过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提出了没收大、中地主土地，而不没收小地主土地的要求。当时，维经斯基赞成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鲍罗廷也认为目前不应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激进措施，以避免指挥人员和军队发生分化。陈独秀说，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和共产党的纲领，开展土地革命，应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可是目前需要同小资产阶级保持联盟，对小地主还不能进行剥夺，主张暂不没收小地主和北伐军官的土地，因为如果现在提出没收土地的要求，那就会导致与国民党决裂；而土地问题的解决必须经过国民政府的同意和批准；此外，没收大地产，多少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宣传时期。他提出，党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行为，然后没收土地；先进行第二次北伐，再进行土地革命；还要注意纠正和防范农民运动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以对国民党作必要的适当的让步。陈独秀的这些意见，说明当时不具备开展土地革命的条件，显然有悖于共产国际的指示。所以，布哈林6月4日在联共(布)莫斯科市委全会上的报告中，严厉批评陈独秀主张推迟开展土地革命是极为有害的，是“一个更加荒诞离奇，更加令人吃惊的想法”。共产国际还指责陈独秀反对农民运动过火，“实际上是向农民运动进攻”。

不言而喻，土地问题是国共联合战线的组成部分，土地问题的解决应服从联合战线的大局。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一面要求中共执行土地问题的指示，一面又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一面要求大力发展工农运动，一面又要保持国共联合战线。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要求没收一切土地，只能是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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