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联共党内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需要。陈独秀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还与斯大林同托洛茨基之间的论战关系极大。中国革命事态的发展往往被用来在论战中攻击对方的炮弹。斯、托之间对中国大革命主要分歧的焦点之一，是对国共合作的态度。斯大林等多数派认为，中共必须同国民党进行合作；托洛茨基等少数反对派则主张共产党必须保持独立性。当大革命岌岌可危时，斯大林所关心的，主要不是及时调整其战略和策略，以适应中国革命形势的需要来制定新的政策，而是在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攻击面前为自己辩护，极力证明过去政策的正确性。托洛茨基等认为，中共犯机会主义的“原因在于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在中国执行了机会主义的政策”，要求中共党员必须退出国民党，立即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斯大林等则认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就是退出战场，就是放弃阵地，抛弃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同盟者，把国民党的旗帜交给国民党右派。直面无法挽救的大革命危局和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强硬攻势，斯大林和布哈林等利用各种机会，反复说明，中共领导机构中的机会主义不是产生于共产国际的路线，恰恰相反，而是中共抵制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就这样，斯大林召回鲍罗廷，派罗明纳兹和牛曼作为共产国际的新代表来华。罗明纳兹根据共产国际的电令，召开中共“八七”紧急会议，撤销了陈独秀党内领导职务，首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宣布“党的指导执行了很深酌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从此，“机会主义”一词，在中共党内斗争中成了很流行的名词。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又被升级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
该不该还历史一个公道和清白
平心而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反革命势力过于强大和资产阶级集团的叛变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在阶级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即使领导正确，也很难保证革命一定取胜。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既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又缺少革命斗争实践，一开始就投入了激烈的大革命斗争，犯错误乃至失败是难以避免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核心问题是对国民党的政策和策略之错误。为了保持国共联合战线的不破裂，他在革命的主要问题上对国民党采取全面退让的右倾策略，甚至最后发展到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幻想以对国民党右派的妥协让步政策来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结果适得其反。陈独秀和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对大革命的失败，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陈独秀对自己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并不服气。因为他自以为这些右倾错误，主要来源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他在当时无处申辩的情况下，曾私下同好友王独清说：“斯大林派本身在中国革命方面犯有极其严重的错误，所以，把过错推到我和中国党身上是不公平的。”1929年11月陈独秀被开除党籍。12月10日，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历数在共产国际指挥下被迫执行其旨意的苦衷。对于大革命的失败，他没有推卸应承担的主要责任，同时认为自己是忠实地执行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等的机会主义政策，坦言“国际是应该负责任的”。
勿庸置疑，中国大革命是在联共(布)、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莫斯科始终都是大革命的主角，而实际权力有限的中共中央则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莫斯科要求中共必须服从它的领导，不管其是否符合中国实际。谁要是不听从它的旨意，不遵从它的指示和决议，便一概斥为破坏了共产国际的路线和纪律。所以，讲清楚大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公正评价陈独秀的关键所在。问题的实质不在于陈独秀的这些右倾错误是否构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而在于谁应该是这些错误的主要承担者?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根源于共产国际的右倾错误，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中国代表应对大革命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当年与陈独秀关系并不好且政见分歧较大的张国焘对共产国际的这种做法也愤愤不平，认为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的政策是其主要根源，将失败归罪于陈独秀，是不公正的。
联共(布)、共产国际一向以“老子党”、“太上皇”自居，标榜一贯正确，从不作任何自我批评，但也不乏明智之举。1927年3月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驻中国代表阿尔布列赫特给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皮亚特尼茨的信，首次提出维经斯基应对中共党内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负责，并要求撤换维经斯基。7月23日，福京等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同样认为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错误，不仅中共应承担责任，而且几年来一直是共产国际代表的维经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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