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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近代化比较视野中的王安石变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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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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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应对，变法所涉及的种种结构性问题，正是传统中国社会转型的结构性障碍。谷霁光先生晚年不无感慨地谈到，王安石变法这个环节、关键不打通，中国历史研究便不能真正地融会贯通。[4]由此，本文的任务便是从探讨王安石变法入手寻求理解传统中国社会近代转型之道。在问题讨论之前，有必要对一些基本的概念进行廓清。（一）、基本概念：市民社会、现代国家与近代化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方首先是从中世纪的自治城市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5]这种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市民社会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家庭，具有相当的自主性。市民社会的基础是个人权利，结合的纽带是契约或理性的相互预期。与传统的身份社会不一样，市民社会是一种基于契约关系的法律治下的公民的联合体[6]。传统社会与现代市民社会的分野，在菲迪南·滕尼斯那里表述为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7]的区分，在涂尔干那里则表现为“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之区分，前者是“相似性所致的团结”，后者是“分工形成的团结”[8]。由于在西方中世纪末期，市民社会的兴起与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同一过程，因此市民社会往往也被称为资产阶级社会，黑格尔、马克思都采用了Bu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名称，虽然二人的理解有异。由于市民社会中的核心关系是交换、市场、契约，因此也与市场社会密切相连。良好的市民社会，还具有相当的道德水平，这就是市民社会的美德或曰公共精神[9]。
现代国家的观念建立在现代社会或市民社会概念的基础之上，更准确地说，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往往作为密切关联而又有所区分的相对应的两个概念被人们同时提及。宪法下的国家即宪政国家，它在规定了社会活动的范围的同时，也给自身设定了活动的范围。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之分野在于，现代国家的根本特点是公共性，它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而不是特权利益的代表，属于人民而不是一家一室，现代国家的涵义侧重于国，传统国家的涵义侧重于家。就西方世界而言，现代国家与教会相分离，摆脱了教会对统治权力的侵夺，而在一定的疆域内独自垄断合法暴力使用的权力[10]，在东方世界，现代国家也表现出神秘色彩的解除而成为世俗公共权力的体现者。
现代社会独特的总体气质即为现代性（MODERNITY）。现代化作为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变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现代性在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三个层面的增加和扩展的过程[11]。在韦伯看来，现代化就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是从价值理性、实质理性向工具理性、形式理性转变的过程[12]。马克思主义由于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作为批判的对象，因此更多地关注地是批判现代、超越发展至消灭剥削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看来必定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上的[13]，也就是建立在高度现代的社会之上，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讲，现代化的问题在马克思便是资产阶级从封建制或前资产阶级社会末期兴起的问题。起步阶段的现代化便是近代化，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亦即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然而，在资本主义成为一个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词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组织方式的语境下，不少现代学者开始采取了一种抽象而回避的方法，这就是以市场社会替代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概念[14]，这样现代转型便可以主要考虑由传统社会向市场社会转型的问题，比如在当代中国，不要说封建的或地主的经济社会属于传统，就是原来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体制也都作为传统来处理，而代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具有中性色彩的经济学中的“市场化”概念便成为一种重叠共识而成为探讨问题的对话的平台。（二）、以国家问题为中心观照下的近代化进程现代国家的最初形式是资产阶级国家，当然，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产阶级的国家只具备了现代国家的形式而没有实质，所以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宣称：“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15]，然而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紧接着的一句话便是：“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16]马克思、恩格斯说这句话直接要表达的意思是肯定资产阶级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贡献，但将这句话与上句话联合起来考虑，则其未明言之意则是资产阶级国家虽然是他们自身共同事务的管理委员会，但也曾经起过非常革命之作用。而革谁人之命，革的是一切前资产阶级社会的命，可见，在现代社会的兴起过程中，国家起着重要的作用。马克思的观点很明确，生产力的发展对上层建筑的变动提出了要求，但生产力的发展并不能自动地、直接地完成两种社会形态的过渡更替，经济因素是基础，但也仅仅是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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