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从封建主[51]那里的人身依附关系松懈后，租佃制下的个人获得了自由，却感到了生活的艰难和个人力量的单薄，此时他们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组成自治市，因为中国不可能发生出卖特许状的事，而且中国的城市则是皇家官邸的所在地，其作用主要是政治军事的，“既非古希腊等地的城邦国家，也没有中世纪那样的都市法”，[52]商人结成的商社、帮会不是没有，但不可能成为城市的主人则是历来的事实。如遇到战争经费的不足，也是直接向商人征财产税，直至破产而在所不惜，其间是一种权力强制与服从关系，而不是一种契约关系，这时，对亲属的信赖使他们联合起来，结成宗族社会，并且以尽可能大的规模扩展，以增加抵御各种不测的能力。他们和西方的自由民一样从一种社会那里获得了归属感和安全感，但这两种社会的性质却有所差别。西方自治城市制定了城市法保障秩序，而中国的宗族也有严格的家法，一般都以鼓励奋斗、勤俭、道德修养、处世工夫为要义[53]。正如市民社会在自由的个人和国家间设置了屏障一样，宗族社会在自由的个人与国家间也起着保护的作用。不同的宗族间如有十分友好的往来，到一定程度便会联宗以进一步壮大力量，联宗的结果则是超越血缘关系，结成一种“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同姓或异姓的功能性地缘联盟”[54]。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人治时代，宦海沉浮是家常便饭，联宗的意义此时便在于遇到特大的家族整体的毁灭性灾祸时，异姓的家族可以提供无私的帮助。在危难的时候，联宗提供了最后的庇护场所，尤其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此点更具实际意义。史载司马光和范祖禹两家便是联宗关系，当司马光死去、宋室南渡后，其后人颠沛流离、流亡江南，生活全赖范家[55]。中国独特的宗族社会的兴起，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后来势必走出一条与西方迥异的道路。
历史往往充满了不解之谜。对外战争不是社会变迁的必然条件，却往往是社会变迁的契机。因为战争是国家的整体行动，资源的调配能力、财政的管理能力、人民的动员能力、部队的组织能力，在应付对外战争中得以充分考验。这种考验不仅表现在战时，也表现在备战之中，当一个国家积极备战时，社会政治结构常常是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对外战争或备战会在短期内迅速激发起强烈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意识。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封建制的衰落，固然有其内在的演变逻辑，但外部因素往往是激发性的。外族的入侵对欧洲近代转型的作用是致命的，它直接导致了中世纪封建主义的崩溃，与之相随的则是自治城市以及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崛起。因为常态的赋税数额对浩大的军费开支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这时税收的对象、方式改变了，而它必将引起连锁的效应，最终促进了自身的瓦解。在中国的宋代，同样面临着类似的割据。宋代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前所未有的，这就是它要在异族政权的挑战中生存，浩大的军费开支问题一直困扰着宋王朝，据财政史研究者提供的数据，宋朝的军费开支一般占北宋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在战争时期则高达80%以上[56]。为了解决军费问题及准备对辽、西夏等国的战争，王安石采取了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方式，不是通过特许状的发放来获得军费来源，因为这是西方特有的做法，在中国乃不可思议。王安石的方法是一系列的：比如通过均输、市易国家参与经济活动获取收益，通过青苗钱的发放获取利息，通过方田均税法使赋税落实到田到户，清政府在列强打开中国大门后，为应付财政危机时还运用了最腐朽的卖官鬻爵的方法，与之相比，王安石的举措则是颇有创意的。然而，宗族社会与市民社会不一样，它不能象西方的城市市民社会一样担当起税收提供的角色以支持国家的用兵。王安石变法用保甲的方式，采用胥吏作为中央政府的基层代表，使国家直接与个人发生了关系。王安石的做法，已经奠定了在中国极权结构的基调。王安石变法的制度后遗症，实开中国全能主义社会政治结构之滥觞，影响之甚，其间或有反复，但总体而言基本一直延续，直到我们提出市场经济社会的建立，才算从这个结构逐步走出，我们从中也可以窥见历史演变的连续性。
现代转型总是表现为国家的、社会的、个人的多个层次：现代社会的国家是最高行政权力受到宪法制约的国家，现代社会是市民社会，现代的个人是享有权利承担对等义务的公民，其中的突破因素在于市民社会的兴起，市民社会在国家与个人间发挥着沟通与保护的作用，而在宋朝中国，兴起的则是宗族社会，它使国家、社会、个人的关系达到了一个基本的平衡，从而形成了一个稳定、坚固的社会政治结构。就这一点而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在于摧毁了这种延续已久的宗族社会，为中国的现代转型奠定了基础。当宗族社会被暴力打碎后，国家便直接与个人发生了联系，这是现代化动员的起步，但任务还很重，我们破坏了原有的宗族社会，必须以一种具有新风尚的社会来代替它的位置，以便沟通国家与个人而为个人提供社会的保护，离开社会的发育，个人的权利便往往难免遭到侵害从而衍生出全能主义、四处渗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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