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马克思不同，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以另一种理论图式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韦伯在《儒教与道教》开篇即如此写道：“与日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相当于我们的史前时期就已经是一个具有大的墙垣城市的国家。”[17]“国家”在韦伯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其他核心概念。这实际上也是长期存在于德国学者之中的国家主义传统的体现。韦伯曾经自称为一个“经济的国家主义者”[18]，他写道：“经济发展过程就是权力斗争。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为‘国家理性’而奋斗，这也是我们思考经济问题的标准。”[19]在讨论中国问题时，他甚至十分明确地说：“资本主义（在中国）之所以没能发展出来，其原因几乎完全在于国家的结构。”[20]韦伯指出了国家问题之于中国的重要性。事实上，这一问题在研究中国政治社会历史中的地位，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甚至对于研究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相关问题，都是极其重要的。

当然，韦伯对中国现代性缘起问题的探讨并没有到此为止，紧接着，韦伯便将目光投向了儒教，他指出，儒家文化所造成的“心态”，仅此一点便足以成为最强烈地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要素[21]。而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则归功于新教伦理，这一点在韦伯的不同著作中都是一致的[22]，这样，韦伯在强调法的、国家的制度的重要性的同时，似乎更多地还是着力指出不同的宗教文化对现代社会缘起的关键性作用。不过，韦伯毕竟不是一个一元决定论者，制度因素与文化因素那一种更重要，韦伯似乎并不想过于简单地加以估量。金耀基指出，对韦伯的理解历来有两派，或偏重于制度、国家，或偏重于文化、宗教，而“韦伯比马克思或他同时代的大社会学家杜尔凯姆都更为强调地把国家当作中心要素”[23]。然则，笔者认为，国家制度与宗教文化并不是完全对立的、独立的两个要素，恰恰相反，前者是一种刚性的、有形的约束，而后者则是一种柔性的、无形的约束，人们往往总是同时受二者的影响与型塑，于社会的转型而言，亦当作如是观，这就是国家与道德二要素的重要性，它们相连而互补，都将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发生无可估量的影响，在转型之中更是如此。当王安石拜相后，宋神宗问他的施政纲领中什么是最首要的，王安石的回答恰好是我们所强调的两个方面：“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24]风俗道德的作用，国家法度的作用，在王安石的心目中具有优先重要的地位，他的战略眼光，不能不让人服膺。

如前文所述，现代社会的重大特征之一是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然而，市场化并不意味着进入现代社会，多搞几个商品市场便可，更不是只要私有化、政府什么都不管、把一切推向市场便能促进市场社会的到来。实际上，市场经济制度决不仅仅是一种商业活动方式，它背后的要件是极其复杂的，亚当·斯密把市场比做“看不见”的手，“看不见”这一修饰词，便暗含了对市场的复杂性的认识。斯密在其著作中也确实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即市场制度是一种涉及多因素的整合系统，市场过程的展开有赖于于诸多相关因素，尤其是一种资源自由交换的环境。[25]黄仁宇博士在一段文字中把从商业到商业展开要件的逻辑表述得极其清晰。此处不妨引述如下：

“现代商业习惯，注重资金活用，剩余的资本必须就通过私人贷款的方式才能此来彼往，因之得广泛的流通。产业所有人又以聘请方式雇用经理，因之企业扩大，超过本人耳目足以监视的程度。而且技能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讯，还要共同使用，这样商业活动的范围，才能超过每个企业自己力所能及的界限。

这三个条件以英文节录成wide　extension　of　credit,　impersonal　management,　and　pooling　of　servic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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