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图完成现代转型时，我们还是要把国家从D类向C类转型，这正是我们目前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进行调整以适应市场经济所努力的目标。
王安石给我们的启示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国家在社会转型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国家权力在往下渗透后可能造成的全能主义的国家与社会结构。前者是我们要重视的经验，后者则是给我们的教训。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现代社会中，国家和社会都应当是强大的，而关键在于平衡与界限，即各自在合适的范围内活动，国家的软弱或社会的萎缩，都不能促进人类的福利。前现代
中国的转型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王安石当时的努力，以理财为中心，试图由此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在与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激烈较量中居于优势地位。王安石采取的各种经济措施，主要是为了建立一种满足国家需要的公共财政，从而提高国家的竞争力[48]。当国家在内外种种压力下需要和个人直接发生纳税与保护的关系，国家权力必须穿透原来的传统宗族社会，如前所述，这个过程的后果是一方面国家权力确实到达了最基层，另一方面，留下的则是全能主义的后遗症，王安石变法使国库充实，财政问题得到了解决，然而下一步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改造则由于神宗和王安石的逝世及合格的新法推行者后继无人而被延误，其结果则是不仅未能启动现代化的车轮，连最基本的抵御外来侵略的职能都无从提供。而基层的结构性的改造则留下了中国以后发生变迁的制度性障碍。宗族社会的独立性、保护性、整体性日益遭到破坏，但并没有解体，而是逐渐与国家重合，从而失去了抵抗国家权力冲击的能力而成了国家对人民的附属统治物，最终形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坚固、封闭、僵化的结构，国家与社会由两个相对分离对立的圆圈演变为重叠在一起的两个“同心圆”[49]，成为阻碍中国现代转型的结构性障碍。宋以后，元明清乃至民国年间，其间经济繁盛之时也不是没有，但社会转型之难却是人所共知的，当文艺复兴、自由精神、权利意识、个人观念在14—16世纪兴起时，中国却还在大搞文字狱、特务政治、忠孝意识、宗亲伦理，直到亡国灭种的危机出现时，国家与社会的反映依然麻木不仁，这与中国自王安石变法以来独特的社会政治结构不无关系。
（四）、中西方近代化进程的不同命运：市民社会与宗族社会
当宋代中国种种现代性因素出现时，与之相随的却是宗族社会的兴起，而在西方当文艺复兴、科技革命出现时，与之相伴的则是市民社会的兴起。宗族社会和市民社会在相当的时候出现，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其间另有文章？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笔者将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前现代的社会政治结构是封建式的，国家权力居上，下面是封建领主或庄园主，农奴依附于领主或庄园主，在领主或庄园主那里寻得保护，和国家发生关系的只是领主，因为他们要服兵役并承担国家的赋税，其间靠契约关系维系。封建的领主和庄园主便是社会的中层，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底层，因为国王不能越过领主而直接和农奴发生关系。中世纪西方的社会结构如此，而在中国，虽然自秦以来采用郡县制，已经不同于周代裂土封疆式的封建制，但就国家与社会、个人的结构而言，直到隋唐为止，中国的情形与西方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基本是大体一致的，最上面是国家，中间是大大小小的地主、庄园主，农民依附于地主、庄园主，国家的税收与兵役也并不直接与农民发生关系，税率一般也都有相对稳定的合适的比例，当兵是一种贵族式的行动，“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的民谚，只是宋以后才开始在民间流传。然而，当现代化的要求发生后，西方中世纪社会结构中出现了市民社会，而在中国则出现了宗族社会，看来要害的结构性问题正在于市民社会与宗族社会的差异。个人从封建经济制度中获得相对的解放，是两种社会发生的逻辑起点。当个人依附于地主、封建主时，他是无法联系同姓同宗的人组成一个具有家法的宗族社会的。前文已经指出，按家法组织起来，由家谱作为成员记录的宗族社会，只是到了北宋才出现的，这要归功于北宋农民人身自由程度的大大提高，北宋的佃农和地主是契约关系而不是依附关系，契约期满，即可重新选择主人，这和现在的签约农业工人极为相似。而问题便由此产生了。自由程度的提高标志着旧有体制结构的松动，这时便是新的社会因素萌发的时候了。在西方，从庄园里逃跑或获得自由的人聚集于城市，他们以商业活动为生活方式，城市的自治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而是购买封建主的封建权利而得到的。西方有这样的做法，当国家需要额外的现款以应付战争或其他重大问题时，便向城市出卖特许状，城市获得了特许状，取得了自治权利，便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从而成为现代国家形成的基础力量。[50]
与西方相对照的是，在北宋时代的中国，当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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