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　这种论争表现为“尊马抑王”派与“尊王抑马”派的尖锐对立，并主导了近二十年来国内史学界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前者代表人物是顾全芳、季平等人，后者代表人物是邓广铭、漆侠等人。参见顾全芳：《评王安石变法》，《晋阳学刊》，1985年，第1期；漆侠、郭东旭：《关于王安石变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季平：《司马光新论》，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2]　法国汉学家白乐日（Etienne　Balazs）认为魏晋南北朝为中世纪，宋代为近代之黎明，唐代则是从中世向近世的过渡时期。白乐日为马克斯·韦伯和卡尔·马克思的潜心攻读者，博士论文题为《唐代经济史论稿》，他是在国际汉学界提倡宋史研究的先驱。参见（法）童丕（Eric　Trombert）、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法国对中国古代经济社会史的研究》，（法）戴仁（Jean　Pierre　Drege）主编：《法国当代中国学》，耿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34—146页。

[3]（日）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59页。宫崎市定列举宋代的近世特征：商业都市的发达，市民文化的繁荣，教育的普及，艺术的复兴，宗教改革的崛起，科学思想的发展，人性的觉醒，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兴起，等等。宫崎市定认为，宋代社会具有显著的资本主义倾向，呈现了与中世社会的明显差异。另一位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也认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中世与近世主要表现为贵族政治与君主独裁政治之分。参见（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出处同上，第10—18页。一般认为，近代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大致分两派，一派以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京都大学的学者为代表，主张宋代以后为近世，另一派则以前田直典、周藤吉之等东京帝国大学的学者为代表，认为唐中期至清末为中世，清末以降为近世。可参见邱添生：《近代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以时代区分论为中心》，台北：《师大历史学报》，1991年第6期；郑春苗：《日本近代汉学中的史学研究》，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7年，第223—233页。

[4]　谷霁光：《谷霁光史学文集》，第一卷，序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2页。

[5]（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72年，第252页。

[6]　从“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的不同勾画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异，由英国法学家梅因提出。可参见（英）梅因（Henry　Sumner　Maine）：《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

[7]　参见（德）菲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马克斯·韦伯在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二分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共同体的形成依据是一种参与者的主观感受，一种情感上的归属感，而社会存在的基础则是一种理性驱动下的利益平衡，一种参与者的理性契约。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胡景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2页。

[8]（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33—92页。

[9]（美）爱德华·希尔斯：《市民社会的美德》，李强译，载于《公共论丛》，第5期，三联书店，1998年，第286—305页。

[10]（德）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胡景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0页。

[11]　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概念与范式的探讨》，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页。物质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观念的现代化，不仅是三个层面，也是国人认识现代化由浅入深的三个阶段的体现。例如，殷海光便把这三个阶段概括为“器用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思想的现代化”。参见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第441—458页。

[12]　参见王威海：《韦伯：摆脱现代社会两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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