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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清史研究概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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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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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商业贸易往来、屯垦，清代台湾的经济与租佃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对清代的对外贸易史、华侨史研究领域，近年来清史研究者虽偶有涉及。然成果甚寡。因此，李鹏年的《略论乾隆年间从暹罗运米进口》(《历史档案》第三期)与徐艺圃的《清代华工出洋政策演变概述》(《清史研究通讯》第一期)两文读后，使人甚为欣喜。李文依据珍贵的档案材料，对暹罗运米进口的源起、鼓励运米进口措施、运米进口政策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论析。并认为这一政策和措施，是清政府为解决闽粤山区粮食不足，不敷民食等困难所选择的较为明智和积极的办法；也是乾隆所实行的一系列内外政策中一项比较进步的对外贸易政策。徐文则论述了从清初严禁民人出洋，到鸦片战争前殖民主义者掳掠和贩卖华工的历史事实和清政府政策的演变过程。
二、政治史研究方面。本年度这方面的论文，内容涉及清史分期、政治制度、皇权斗争和秘密会社等问题，清史分期问题，王思志和李鸿彬的《明清之际的历史必须置于世界范围来考察》(《史学集刊》第三期)一文，力图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考察明末清初这段历史，分析当时国内外各种矛盾，以及各种势力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认为，由于西方资本殖民势力的到来，明清之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际环境。多民族同家内部在封建时代一直存在的民族问题，在周边地区，也因外国势力的插手，改变了以往的性质。关于清史分期问题，史学蜀历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许曾重在《论清史分期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二期)一文中，就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对清史中一些重要问题作了评价。作者指出，清史可根据清朝从建立、巩固、发展、中衰到衰亡的过程，分成五个时期，如将清统治者入关前的历史计算在内，则是六个时期。许曾重还在《论康乾盛世的几个问题》(上中下)(分载《清史研究通讯》第一、三、四期)等文中。就康乾盛世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民族政策、统一和治理边疆的重大措施、中原与边疆地区的关系等，进行了论述和评价。
政治制度问题。在对清代的官制研究方面，张晓堂的《清代官制多元性浅论》(《松辽学刊》第四期)一文，值得注意。此文着重论及清代官制多元性及其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作者在具体论述清代国家机关的多元设置、官制多元性的起因、官制多元性的作用和影响等问题之后，认为它利少弊多，给中国社会背上了一个大包袱，捐纳，是我国封建王朝依靠卖官鬻爵的一项财政收入措施。清代的捐纳，分常例和暂行例两种。姜守鹏在《清代前期捐纳制度的社会影响》，(《东北师大学报》第四期)一文指出，清代捐纳的开设，主要是为了开辟财源，增加收入，以补国库之不足。但通过捐纳，却使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封建政权结合更紧密，并不断强化着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基础。对于清代的宦官制度，周望森的《试论清朝宦官和专制主义皇权的关系》(《浙江师大学报》第三期)一文认为，清朝宦官与历史上许多朝代的宦官有不同之处，有它自己的特点，即宦官与皇帝的关系，始终是对立的。对清代监察制度，近年来，有关论著不多。邢早忠的《清代监察制度的特点》(《贵州社会科学》第三期)一文，则论述了清代监察制度有别于前代的特点，如实行“台谏合一”；加强对监察机关的控制；利用监察机构，加强民族统治等。对于康熙前后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作用，史学界向有不同估价。杜家骥在《康熙以后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南开学报》第一期)一文中提出，康熙后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它已并非皇权的对立物，其消亡似非皇权加强的直接结果，它的存在，亦有其历史必要性。而孟昭信的《试评康熙初年的四大臣辅政体制》(《史学集刊》第三期)一文，则认为，辅政体制是对摄政旧制的改革，而辅政期间制定的政策大多数是可敢的。对清代的吏治的研究，本年度则有刘桂林的《清世宗选贤任能述论》(《历史档案》第二期)、任道斌的《清代嘉兴地区胥吏衙蠹在经济方面的罪恶活动》(《清史论丛》第六辑)等文，亦值得一读，而对清初的阶级关系的研究，陈生玺《清初剃发令的实施与汉族地土阶级阮派系斗争》(《历史研究》第四期)一文，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对清初的对外关系史研究方面，胡又环的《康熙初年荷兰舰队来华目的》(《南京大学学报》第二期)一文，值得注意。
皇权斗争问题。对康熙朝储位之争与雍正继位问题，清史学向有不同意见，且争论激烈。本年度《清史论丛》第六辑上又刊载了杨珍的《关于康熙朝储位之争及雍正继位的几个问题》一文，文中作者对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作者认为，在康熙并无遗诏、突然死亡的情况下，胤禛由于长期密谋夺位，早有充分准备，因而乘机假造遗诏继位。虽然他的继位不合封建常规标准，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却起到了稳定社会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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