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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清史研究概况

时间:2009-7-24 13:48:12  来源:不详
的积极作用,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此外,有关清代皇权斗争的其它论文,如岑大利的《清初满族贵族内部斗争概述》、陈金陵的《南书房》(均见《清史研究通讯》第二期),万依的《乾隆时期宫中政治经济措置》(《故宫博物院院刊》第三期)等文,亦很有特色,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
  本年度发表的有关清代秘密会社研究的论文不多,但陈旭麓的《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学术月刊》第七期)一文,值得注意。作者从清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史的角度,去探寻起源于康熙年间的天地会和以后的白莲教等会党兴起的原因。并特别强调,康乾时期人口的过份激增,以及大量剩余人口从土地游离出来,这为会党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对于清代的闻香教起义,学者们历来研究甚少,何龄修的《刘泽清之死的疑案以及他与闻香教的关系等问题》(《清史研究通讯》第一期)一文,则对刘泽清与闻香教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论述与探讨。而赫治清的《〈天地会盟书誓词〉辨正》(同上)一文,则利用档案原件,将《誓词》重新考订和辨正,并论述了它的重要史料价值。此外,关于清代的械斗问题,谭棣华的《清代广东东宗族械斗》(《清史研究通讯》第三期)、孔立的《论台湾张丙起义与闽粤械斗》(《台湾研究集刊》第一期)两文,对清代闽粤地区的民间械斗性质、根源,影响,以及它与农民起义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立论新颖,亦很有学术参考价值。马西沙的《方荣升收圆教‘递案’再探》(《清史研究通讯》第三期)一文,则对收圆教的反清事件的始末,根据档案原始材料,进行了探讨和论述,亦不失为一篇有价值的著作。
  此外,赵德贵的《论明清战争之研究》(《东北师大学报》第四期)、丛佩远的《清代东北的驿路交通》(《北方文物》第一期)、郑川水的《论清朝的旗饷政策及其影响》(《辽宁大学学报》第二期)、关克笑的《清代吉林地区卡伦概述》(《历史档案》第四期)、李乔的《八旗生计问题述略》(《历史档案》第一期),朱先华的《朱批奏折之由来及其他》(《故宫博物院院刊》第一期)等篇,分别对明清战争的性质和阶段、驿站制度、卡伦制度、八旗制度、朱批制度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三、人物评价与研究方面。本年度这方面的研究亦有新的进展。除专书外,论文亦不少。这些论文,按其内容,一类是对清代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的生卒年代、主要活动与事迹、功过等,进行重新评价和考订其详。如张玉兴的《范文程归清考辨》、薛瑞录的《清初赣西棚民起义领袖朱益吾的籍贯和反清活动》、陈汝衡的《试论柳敬亭的生年问题》、李新达的《关于孙可望降清问题》、李格的《许定国事迹研究》、王永谦的《靳辅治河述论》(以上均见《清史论丛》第六辑)等。另一类则是对清代一些历史人物进行综合性评述或比较研究的,如季镇淮的《龚自珍简论》(《北京大学学报》第一期)、马振方的《蒲松龄生平述考》(《北京大学学报》第五期)、伍贻业的《论范文程对清初历史的贡献》(《南京大学学报》第二期)、赵俪生的《顾炎武与张尔岐》(《东岳论丛》第五期)、林铁钧的《汤若望与顺治帝》(《清史研究通讯》第一期)等。再一类则是对清代某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展开争鸣的文章,如冯年臻的《舒尔哈齐死因新探》(《社会科学辑刊》第三辑)、冯佐哲的《略谈和珅出身、旗籍问题》(《故官博物院院刊》第二期)、薛瑞录的《张名振史事释疑》(《清史研究通讯》第三期)、史松的《评吴三桂从投清到反清》(《清史研究通讯》第二期)等文。上述各类文章,特色各异,均值得细读。


  四、民族史研究方面。八五年清代民族史研究,取得了较大战绩。这一研究领域的某些空白,开始逐渐得到填补;而某些专史,如民族经济史研究,则成果较为突出。现综述如下:
  1、民族关系。陈涛的《“改土归流”以来湘西黔东北的民族关系》(《贵州民族研究》第一期)一文,较全面地综述和剖析了该地区自清代“改土归流”以来,民族关系的种种变化及原因。张羽新的《康熙在加强国家统一的过程中是如何对待喇嘛教的?》(《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二期)一文,具体论述了康熙帝对待蒙藏地区喇嘛教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所产生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葛玉岗在《安徽史学》第六期上,发表的《乾隆帝与土尔扈特蒙古重返祖国》一文中,认为乾隆帝曾先后下达近三十道谕旨,从制定政策、委派要员、组织接待,到安排入觐、量地安插、赏赍赈济,乃至外交斗争等,都作了明确而具体指示,不愧为一位精明强悍而又励精图治的皇帝。
  2、社会与经济。清代民族经济史研究,向是清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年度这方面却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其中,重要的论文有:林永匡和王熹的《清代档案与民族经济史研究》(《西北大学学报》第四期)一文,作者论述了清代民族经济史研究的现状,以及档案材料的历史价值,并对二者的关系从历史人物与事件、民间贸易与官方贸易、地区间贸易、国内贸易与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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