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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晚清政治史研究概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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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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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绅、民三者所扮演的角色及互动关系，认为20世纪初年湖南连年灾歉导致严重的粮荒，由于财政拮据、官吏贪污、绅士抵制及“代邻省受祸”等原因，使官方解决粮荒问题的社会调控方案宣告失败；绅士平日借官势以欺民，在官绅发生利害冲突时则恃民以拒官，致使官方临变易帅，阵脚大乱；饥民指靠官府解决生存问题无望铤而走险，少数不良分子在劣绅的怂恿操纵下趁火打劫，扩大事态，最终酿成了一场严重的社会冲突，其结局是官、绅、民三输，这是清王朝统治迅速走向崩溃的重要表征。沈渭滨的《论辛亥革命与东南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兼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3] 一文认为，东南地区是晚清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也是社会转型机制准备相对成熟的区域。辛亥革命为其社会转型提供了契机。从政治结构看，辛亥革命否定了君主专制政体，开启了近代中国政治构架、政治规范和政治运作程序的转型，东南地区随之成为民国时期全国政治民主化运动的高亢之区。从社会群体结构看，东南地区在辛亥革命后，传统的士农工商群体分野被冲破，新的社会阶级阶层产生。从社会经济结构看，辛亥革命有力地促进了东南地区民族工业的发展，加速了农村经济的变化和城乡经济的联动。因此，从东南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看，辛亥革命对社会转型的界标意义，明显超过1840年的鸦片战争。辛亥革命不仅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转折，而且也是中国近代史的真实起点。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史林》增刊发表“辛亥革命与东南社会学术讨论会专刊”，其中姜义华的《论辛亥革命以来近代国家与社会非同步发展的政治整合》、熊月之的《辛亥革命：上海城市的特点与地位》、周育民的《辛亥革命时期的“江苏统一”——兼论辛亥革命时期的苏沪行政关系》、邵雍的《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帮会》、刘学照的《上海舆论、话语转移与辛亥革命》等论文，都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探讨。
从研究领域来看，2002年晚清政治史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在甲午战争以后的十余年，尤其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清末新政与立宪运动。
近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已逐渐成为冷门，但仍然有些具体的实证研究颇有学术价值。1856年的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及衰的转折点。关于天京事变的日期，以往的研究者都以天王洪秀全于1859年11月16日《颁行历书》中所说“七月二十七日是东王升天节”，认定天历七月二十七日（9月2日）是天京事变和东王杨秀清被杀的日期。张光荣的《天京事变日期考》[4] 一文，通过对清方资料、清人笔记、诸王自述、外国人报道研究分析，相互引证，认为所谓9月2日东王升天节只是洪秀全编造的骗局，天京事变不发生在9月2日，杨秀清也不是在9月2日凌晨被杀，天京事变发生在在9月4日至9月5日，最有可能从9月1日韦昌辉到京，经过四天的紧张密谋，以洪秀全为首的诛杨联盟，终于在9月4日深夜发难，9月5日凌晨杨秀清被杀于东王府。朱从兵的《太平天国侯相考》[5] 一文，通过对张德坚《贼情汇纂》和太平天国自身文献《天情道理书》与《天父圣旨》中的“侯相”称谓的详细考释，认为这些文献使用“侯相”一词，既不是人名，也不是单指既为侯又为相的某类人，又和晚清封建统治阶级官场上的“侯相”不同，而是对太平天国身为侯爵和六官丞相官职的人的统称，是一种复指。太平天国将侯与相统称“侯相”有其一定的权力基础与礼制基础。姜涛的《重读〈李秀成自述〉》[6] 一文，对《李秀成自述》（即其亲笔供词）所涉及的若干史实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认为现在所见的自述原稿本已是全璧，而李秀成在刑场所作之“十句绝命词”就是收录于“自述”之中的“天朝十误”。
关于晚清军制的研究，刘伟的《晚清各省的防勇》[7] 一文值得注意。19世纪60年代，一批在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过程中形成的勇营留防，成为防勇（也称防军），其与绿营以及主要从绿营中抽练的练军共同成为晚清主要的军事力量。但是，由于防勇主要由地方督抚招募和掌握，所以各种文献记载大多零散和不全面。该文具体研究了晚清各省防勇的发展演变情况，说明防勇已成为晚清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战争和地方治安中起了重要作用，随着它的发展，还随之出现了各省的军政和后勤机构，这是晚清地方督抚权力扩大的重要表现。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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