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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晚清政治史研究概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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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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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耿云志的《辛亥革命前夕的各省咨议局联合会》[14] 一文，对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的来历，尤其是该联合会第二届会议的内容及其政治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文章认为，1911年5月召集的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其最大议题是反对皇族内阁和广练民兵。由于联合会两次上折，毫不妥协地反对皇族内阁，使清廷极为恼怒，而议员们对朝廷也产生绝望心理。其广练民兵的主张反映了他们认为政府不可靠，对内、对外都有一种“紧急自卫之意”。第二届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是大多数议员及其所代表的立宪派在政治上与顽固的清朝廷开始决裂的一个征兆，是清朝统治的政治基础开始塌陷的一个重要标志。
章开沅的《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15] 一文，通过具体考察立宪派代表人物张謇与汤寿潜的交谊关系，对辛亥革命作出了新的思考。文章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东南地区和东南精英在全国政局变化中已经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其总体实力还不足以一举取代北方的传统政治中心地位，而在实际上主导社会潮流的东南精英乃是半新不旧的过渡时代英雄，所以辛亥革命只有以南北妥协宣告结束。革命派的英勇斗争是导致君主专制制度崩溃的最重要的冲击力量，然而以张謇汤寿潜为代表的立宪派在各项革新事业中的贡献，对于国民政治觉醒也起了一定推波助澜作用。
张礼恒的《论辛亥革命期间伍廷芳与革命党人的关系》[16] 一文，论述了辛亥革命期间伍廷芳与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关系这样一个重要而又不被人重视的问题。文章认为，辛亥革命时期，伍廷芳与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合作至疏远的过程。伍廷芳之所以投向革命，既是革命党人主动邀请的结果，也有其自身的政治信念等方面的原因，双方的合作，加速了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但在实施治国方案问题上，双方存在分歧，对“宋汉章案”、“姚荣泽案”的不同处理意见，最终导致了伍廷芳与孙中山革命党人关系的疏远。
张永的《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时期从汉族国家到五族共和国家的建国模式转变》[17] 一文认为，清末革命派中存在着基于狭隘的“民族国家主义”的以在18行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为目标的革命建国思想，而视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为可有可无之地，这客观上为日本黑龙会等国外侵华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也导致国内满、蒙、回、藏各族对革命充满疑惧而产生离心倾向，这使得国家在辛亥革命过程中面临领土分裂和由此引发大规模民族仇杀的巨大危机。幸而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大多数能以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为重，终于使江浙一带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武汉军政府象征18省汉族铁血团结的“十八星旗”成为中华民国国旗，标志着五族共和代替了狭隘的汉族立场被确立为国策，使国家转危为安。南北议和以清帝退位、将其主权及相应的疆域完整移交民国政府而完成，保持了主权和领土的连续性，使五族共和真正得以实现，避免了国家分裂和大规模民族仇杀的灾难，因此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清末新政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不少，其中关于边疆地区的新政研究更是薄弱环节。赵云田的系列论文 [18] ，对于东北、蒙古、新疆、西藏与川边地区在清末新政时期关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举措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并为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辛亥革命研究的深入有待于区域研究和个案研究的进一步开展。胡国枢的《光复会与浙江辛亥革命》[19] 一书，是辛亥革命在浙江的区域研究与光复会个案研究相结合的重要著作。浙江是与两湖、广东并列的辛亥革命三个重点地区之一，光复会是辛亥时期与兴中会、华兴会齐名的三个最重要的革命团体之一，但以往的相关研究与浙江及光复会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是不相称的。该书详细系统地考察了浙江辛亥革命的历史过程、光复会的组织建构及其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贡献，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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