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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晚清政治史研究概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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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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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1875年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是个老问题，王宏斌的《〈防海新论〉与同光之际海防大讨论》[8] 一文，从思想文化交流的角度探讨德国人希理哈所著《防海新论》对同光之际参与海防讨论高级官员的重要影响，颇有新意。文章认为，希理哈的《防海新论》可能是近代输入中国的第一本外国军事理论著作。由于这本著作所探讨的内容正切合中国海防建设的现实需要，故而引起清廷一部分官员的高度重视，他们在1874~1875年的海防大讨论中，一方面吸取了中国第一、二次鸦片战争被动挨打的经验教训，一方面接收了希理哈的海防观念，提出了比较先进的海防建设计划。这次海防讨论虽然最终未能达成共识，但我们仍应肯定希理哈《防海新论》译介到中国后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关于戊戌变法的研究，茅海建的长篇论文《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证、修正》[9] 最为引人注目。该文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并参照台北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档案，对先前有关戊戌政变的研究各说，从史料到论点一一进行学术上的核订，并做出相应的补证与修正。文章虽然没有从总体结论上推翻先前研究各说，但却通过非常详细的史实考证，在对先前研究各说进行认知、补证与修正的基础上，从细部上清晰了戊戌政变的整个过程。该文可谓充分利用档案史料进行近代史考据研究的典型范例，对于针砭当前浮躁学风不无裨益。针对近年来有些学者不断质疑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与地位的问题，房德邻的《论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10] 一文，通过对相关史实的深入探讨，坚持认为康有为作为戊戌变法核心人物和维新运动领袖的历史地位是不容怀疑的，因为他对主持戊戌变法的光绪皇帝有决定性影响，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变法有了比较明确的发展方向，即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法，并使变法围绕开制度局这一改变专制政体的政治改革开展下去，从而使从洋务运动开始的改革运动进入政治层面，并具有了比较鲜明的资产阶级色彩。
桑兵的《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11] 一文，在考辨史料史实的基础上，以相关人事前后左右的联系为参照，力图揭示保皇派言革人物的心路历程及其革命言论的凡响作用。该文认为，戊戌政变后，在变法与自主、复辟与革命、勤王与民政、讨满与保皇等观念决策的对立下，围绕革命与保皇的宗旨选择取舍而展开的矛盾冲突，几乎贯穿整个保皇会的历史，并且几度导致保皇会的内讧甚至组织分裂。由此可见，“功能”在被固定化神圣化之前，并非革命党人的专利；同是革命取向的政派或个人，也有政略的不同与利害的冲突。革命与否的分界，仅仅依据组织系统并不能够划分清楚。梁启超、欧榘甲等人的革命宣传，虽然遭到康有为的严厉压制和同门的牵制掣肘，他们自己多少也有些犹疑不定，因而言词不免模棱两可，但所传达的信息还是相当明确，对于造成“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的时势起到了重要作用。
李细珠的《张之洞与〈江楚变法三折〉》[12] 一文，具体考察了清末新政的重要文献《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出台的前因后果，认为《三折》由张之洞主稿，其主要思想来源是以张之洞《劝学篇》为中心的变法思想主张，《三折》推动了清末新政的开展，同时对于确立张之洞在新政过程中的角色与地位也有重要意义。
革命与改革并行，是清末最后十年的时代特点。留日学生群体作为这一时代的产物，在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共同目标下选择了不同的政治道路。对于留日学生革命性的一面，国内外研究者一直给予特别的关注，而对留日学生在清末新政中的作用，尤其是他们在规划各项改革中所发挥的作用，则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尚小明的《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13] 一书，通过具体考察留日学生在清末筹备立宪、教育改革、新军编练、法制变革等方面的种种活动，认为留日学生对于新政改革有着广泛的影响，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对中国政治、教育、军事、法制等的近代化有不小的贡献，应当给予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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