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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04年晚清政治史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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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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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人，阻止废除光绪皇帝，多次劝告清朝实行温和主义，并参加了各国派兵北京、迫甘军撤离的联合行动；自第二次山县有朋内阁成立后，外相青木周藏对华进行“务实”外交，将其目光再次放在实力人物身上。自此以后，日本在华的影响力大大提升。不管是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在武昌等地的地方大吏，还是在东京等地的中国改革派人士和革命派人士，都与日本朝野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联系。20世纪初，日本很快取代英国，成为在华影响最大的国家。
王照是与康有为、梁启超几近齐名的维新变法人物。戊戌变法期间，王照与康有为、梁启超既有合作，也有分歧。康、梁注重政治体制改革，而他所注重的是普及教育；康、梁实行的是扶帝抑后的策略，而他力主调和帝、后矛盾，以减小变法的阻力。以往学界对此有所研究，但对戊戌政变后王照在日本谋救光绪的活动却较少涉及。周敏之《论戊戌政变后王照在日本谋救光绪帝的活动》[5] 一文，力图在尽可能利用有关资料，特别是利用尚未被人所注意到的日文资料的基础上，对王照逃亡日本期间营救光绪帝的活动作了系统的论述。该文认为，王照在日本谋救光绪皇帝和反对慈禧太后废立的活动，目的是为了保住光绪帝这面维新大旗，继续同顽固派势力作斗争，实质上是戊戌变法的继续。尽管他与康、梁存在一定的分歧，态度不如康、梁坚决；也由于不了解国际关系而对日本政府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其活动的性质和意义仍应基本肯定。
董丛林的《清末戊戌、己亥年间“废立”传闻探析》[6] 一文，具体探讨了戊戌、己亥年间关于“废立”（指废光绪皇帝而另立新君）之事的各种传闻，及其盛行的复杂背景与原因。该文认为，戊戌、己亥年间的废立传闻，与其他内容的朝局传闻汇合在一起，在当时正常信息渠道严重窒碍的特定情势下，成为一种特殊的舆论形态和社会政治信息资源。这既可能为各有关方面的“意见领袖”们自觉地抑扬利用，同时又不免在传播中反映出相当范围上社会公众的群体盲目性，其盛势之下使有关信息环境和时局的迷乱变本加厉。这是清朝统治已陷入严重危机、正在动荡中加速走向灭亡的一个信号。
庚子年(1900年)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多种政治事件交相迭起，政局波谲云诡。相对于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和东南互保来说，庚子勤王运动的研究显得很是薄弱。桑兵在长期进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将相关研究成果集结为《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7] 一书，是近年来近代史学界兴起的考证史学的重要著作，值得注意。“庚子勤王”是戊戌政变之后，影响晚清政局的重要历史事件。由于康有为等人有意掩盖事实，故意留下虚假记载，以往有关著述多有误解，以为唐才常与自立军为勤王的主力。近年来，国内外新出各种史料表明，原有认识必须改写，但这些史料解读不易，若非互相打通，不能辨别真伪。本书从多角度对庚子勤王问题加以周详地阐释，将多种史料一一解读，融会贯通，深入分析趋新各派以及海外华侨、外国来华势力、地方督抚、秘密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确证了以康有为为主导的保皇会在庚子勤王这一晚清政局的重要事件中的历史作用，细致描述了保皇会的组织状况、活动过程及结果，全面、生动地阐释了庚子勤王运动之于晚清政局变化的深刻影响。在作者看来，庚子勤王的影响要远大于在通史书写序列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义和团运动。不仅显示了士大夫阶层在朝廷与社稷之间的两难取舍，更由于动员范围还包括全球的华侨华人，引起了全球华人的民族和群体意识的首次觉醒。
（三）关于清末新政、立宪与革命的研究
清末新政是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近年来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崔志海的《国外清末新政研究专著述评》[8] 一文，对于国外学者研究清末新政的英文著作，作了系统的介绍，为国内学界了解国际学术状况提供了一个基础。
清末新政时期，停废科举是一项影响近代中国至为深远的重大决策，它一方面结束了绵延一千三百多年科举取士的历史，直接改变了官僚体系的铨选内容与仕进渠道，引起中央行政体制的变化；另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新式教育的发展，对传统文化造成巨大冲击，导致知识体系的更新和社会结构的变动，成为共和政治的铺垫。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清代科举制度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对科举停废问题也不乏专论。然而，停废科举牵涉广泛，不少资料有待于发掘与解读，一些相关问题尚未触及。或虽有讨论，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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