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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04年晚清政治史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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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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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免偏颇表浅。如有关决策及其实行，既往的研究大多仅仅依据奏章文本加以铺陈，而忽略了对决策具体进程的深入探究，尤其未能注意到围绕这一重大决策的制定，反映出清末政情的重要特征，即统治集团内部主张变革的督抚大员乃至枢要重臣，为此曾进行长期而频繁的联络及活动，甚至不得不等待并利用中枢人事变动所提供的机会。各种奏章不过是折中妥协的结果，很难完整反映其间的曲折与隐情，以及相关各方态度的异同分别。关晓红《科举停废与清末政情》[9] 一文，通过详细考察清末停废科举的决策过程，提出了新的认识。文章认为，清末新政时期的停废科举，从戊戌的变科举发展演变而来，由维新派主导转为疆吏与朝臣唱主角，经历了三个阶段的递进。其决策过程，反映了清末政情的一个重要特征：各项新政虽自上而下地通过朝廷政令颁行，其决策过程却往往由地方促动中央，即疆臣互相串联沟通，自下而上地提出议案，并以各种手段权谋，设法联络及鼓动枢要。由疆臣合力而枢臣同声，成为新政改革的重要模式之一。它与社会革新势力的舆论宣传及活动互为呼应，造成科举变革的天时、地利、人和环境，使长期议而未决、决而滞行的科举改革，迅速走向终极目标，最终尘埃落定。
关于地方督抚与新政的研究。关晓红的《陶模与清末新政》[10] 一文，论述了两广总督陶模关于废科举、裁宦官、设议院、变官制等方面的新政主张，及其对清末新政的影响。作者认为，陶模言行及相关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戊戌与新政之间深刻而复杂的历史渊源和人脉关系，表达了各派革新人士的部分意愿要求，显示了新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延续和发展。李细珠的《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11] 一书，以制度变革为切入点，着重考察张之洞对清末新政时期各项制度变革过程中清王朝中央决策的参与及其影响，并以张之洞在湖北所推行的具体改革作为新政政策实施的例证，以动态地观察清末新政从决策到实施的全过程。作者充分利用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所藏的“张之洞档案”，以及其他相关史料与著述，从一个侧面细致地勾画出清末新政时期各项制度变革的历史画卷，为清末新政与晚清政治史的研究提供了一项实证性科研成果。
清末新政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不少，其中关于边疆地区的新政研究更是薄弱环节。赵云田在发表相关研究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出版《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边疆》[12] 一书，对于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在清末新政时期关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举措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并为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关于立宪运动与宪政改革的研究。王开玺的《论资政院中的立宪派议员》[13] 一文，论述了资政院中的立宪派议员的议政活动及其策略、历史局限、地位与作用，认为他们与其他立宪派相比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虽然立宪派议员提出的许多议案没有得到实施，他们关于实行立宪制度的主张也因而没有能够实现，但是这些议案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具有进步意义。而且，这些议案的提出，对于破除专制思想和动摇清朝专制政府的权威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卞修全的《立宪思潮与清末法制改革》[14] 一书，考察了清末立宪思潮盛行的原因，及其兴起、发展、高涨并与民主革命思潮并轨的过程，分析了立宪思潮对清末制宪、修律与司法制度改革的推动作用。高旺的《晚清中国的政治转型——以清末宪政改革为中心》[15] 一书，从政治学的视角，将清末宪政改革置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坐标系中，通过对官制改革、地方自治、政治参与、宪政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具体考察，并与日本明治维新相比较，论述了清末宪政改革的成败得失，及其对晚清中国政治转型和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影响。
1901至1905年的拒俄运动,在近代中国史上有着分水岭式的重要地位。前人已从爱国动员、反清革命、政治分野等方面详加论述，并且指出运动的领导者懂得必须拥有足以制胜的雄厚实力，却未能真正找到,因而留下“未能解决的历史课题”。诚然，就拒俄运动本身而言，只能完成其所担负的历史使命，而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难题。其所能够承担的责任，就是在此过程中认识民众合力的极端重要性，并为形成合力寻找适宜的组织形式。趋新人士与广大民众在近代革新救亡努力中从长期的分离状态，逐渐趋向合为一体，其中重要的一环，则是所谓“中等社会”的自觉。这种本能的自我意识经过引进的各种社会学说的加工，成为青年学生和趋新士绅的思想武器，在清末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桑兵《拒俄运动与中等社会的自觉》[16] 一文，细绎相关史料，对此详加申论。文章认为，在清末的革新与救亡运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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