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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对元代色目人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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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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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1992年第12期 ）。
自古以来，畏兀儿不仅以其独特鲜明的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立于民族之林，而且还引起广大学者的极大兴趣。杨富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撰文《宋元时代维吾尔族景教略论》（《新疆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论述了元代维吾尔族景教的发展及维吾尔族景教徒对中西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藏传佛教（喇嘛教）在元代兴盛一时，不少维吾尔贵族也皈依了喇嘛教，成为喇嘛僧。张羽新《元代的维吾尔族喇嘛僧》（《中国藏学》，1996年第2期 ）则考证了阿鲁浑萨理、必兰纳识里、舍蓝蓝、迦鲁纳答思等皈信喇嘛教的维吾尔族上层人物的事迹。田卫疆《〈元典章〉中有关畏兀儿丧事体例诠释》（《西域研究》，1992年第4期 ）论述了畏兀儿的丧葬文化。通过对《元典章》中《畏兀儿丧事体例》的考证，揭示了元代乃至其前畏兀儿人的丧葬制度及其变化。
其他文章有田卫疆《试论元代畏兀儿人在维护祖国统一中的作用》（《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 ）、刘迎胜师《元代畏兀儿地名及其历史沿革》（《西域研究》，1992年第4期 ）、邵如林《元高昌王细林的斤葬地考》（《西北史地》，1993年第1期 ）、田卫疆《元代畏兀儿人内迁及其原因初探》（《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 ）、门岿《论元代维吾尔族作曲家薛昂夫的散曲》（《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5期 ）、贾丛江《蒙元时期畏兀儿人领地述论》（《中亚研究》，1990年第3期 ）等。
四、唐兀人
元代的西夏人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作出了贡献。孟楠对此给予了较多关注。他撰文《浅析元代西夏人组成的军队》（《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6期 ） ，对元代西夏人组成的军队种类及其作用进行了分析。西夏灭亡后，其人民或留居故土，或迁徙内地，渐与其他民族融合。孟楠《元代西夏遗民婚姻研究》（《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 ）详细考察了西夏遗民在婚姻上与其他民族的融合，并分析了其婚姻的特点。元代西夏遗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孟楠《元代西夏遗民的迁徙及与其他民族的融合》（《宁夏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就元代西夏遗民的迁徙及分布地区进行了考察，并探讨了其融合于其他民族中的主要表现。
限于史料，主要依据碑铭资料对西夏（唐兀）人物进行研究。任崇岳《元〈浚州达鲁花赤追封魏郡伯墓碑〉考释》（《宁夏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就是根据《浚州达鲁花赤追封魏郡伯墓碑》考证了西夏人忙哥察儿的生平仕途。张相梅《河南濮阳元代唐兀公碑》（〈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 ）介绍了1983年在河南濮阳发现的重要元代文物〈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及唐兀氏祖茔，该文照录了全部碑文，对此进行了简略分析，认为唐兀氏为西夏党项之杨姓，持被赐姓“唐兀”，并简单提及唐兀台及其子唐兀闾马的事迹。
其他关于唐兀人的论文有汤开建《元代西夏人的政治地位》（载陈乐素主编《宋元文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马明达《元末西夏人那木翰事迹考述》（《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 ）等。
五、吐蕃人
吐蕃亦是元代主要色目人之一。1989年以来对于吐蕃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物方面。
王启龙《元朝帝师八思巴家世考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就藏族圣僧、元朝帝师八思巴所诞生的款氏家族的源流进行了简短而明晰的描述。在另一篇《忽必烈与八思巴、噶玛拔希关系新探》（《清华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中，王启龙则考述了忽必烈与八思巴结交的复杂过程及忽必烈为何选择与八思巴联合，并就他们与藏传佛教噶举派僧人噶玛拔希之间的关系诸问题进行了阐释与补充。
周生文、陈庆英撰文《大元帝师八思巴在玉树的活动》（《西藏研究》，1990年第1期 ），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一代帝师八思巴在玉树的活动。通过八思巴在玉树的活动，得出元代从内地通向西藏的驿站在玉树地区是穿过称多、玉树、囊谦三县的东部。八思巴在此的活动对安定玉树地区起到了重要作用。
有关八思巴的论文还有薛学仁《八思巴在元朝统一西藏中的作用》（载《宝鸡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 ）、陈庆英《元朝国师八思巴》（《文史知识》，1998年第9期 ）、辛存文《八思巴评传》（《民族经济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2期 ）、周宏远《八思巴与元代“八思巴文”铸币》（《内蒙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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