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及南朝，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西行求法活动的发展，中国僧人纷纷前往海外，为了解海上交通的进一步提供了更多的资料。最具代表性的是法显和尚前往印度的航海经历。后秦姚兴弘始元年(东晋隆安三年，399年)，法显从长安西出，经沙漠道前往印度求取律藏，经过九死一生，遍游印度各地，最后经瞻波国(今印度比哈尔邦东部)渡海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并在义熙七年(411年)借西南季风搭乘商舶东返故国。与以往不同的是，法显撰写的行记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详细记录了当时航海的技能、利用的技术手段、南海航线各段航程的距离及所需的时间、沿途水文气象等等，为了解四五世纪的海路交通提供了珍贵的资料[17]。1984年，在广东省遂溪县边湾村发现了一批南朝窖藏金银器。银器中有一件十二瓣状的“萨珊式银碗”，口沿微侈，沿口沿刻有在粟特和花剌子模地区使用的阿拉美文字（Aramaic characters）铭文。除了萨珊式银器外，在这批窖藏中还发现了20枚萨珊银币，其中沙布尔三世（Shapur Ⅲ，公元383-388年）3枚，伊嗣俟二世（Yazdegerd Ⅱ，公元438-457年）5枚，卑路斯（Peroz，公元459-484年）A型1枚，卑路斯B型11枚。窖藏发现地不远处即为西溪河入海处，这批器物提供了5世纪时波斯商舶来往于南中国海的证据[18]。

    隋朝统一之后，炀帝派遣众多使臣出使异域，大业三年（607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人应朝廷征募，航海出使赤土国(在今马来半岛)，大业六年（610年），经交阯返回。常骏一行到达赤土国界时，国王利富多塞遣使以船舶30艘迎接隋使，归来时，又遣王子那邪迦随贡方物，隋朝使节赍物五千段赠与赤土王，而赤土国也向隋朝贡献金芙蓉冠、龙脑香，“以铸金为金罗叶，隐起成文以为表，金函封之”[19]。在增进双方了解的同时，加强了物质文化的交流。根据常骏等人的行程写成的《赤土国记》(二卷)虽然久已散佚[20]，但是在《隋书·南蛮传》赤土国部分摘录了其中部分内容，丰富了当时和后世关于南海历史、交通的知识。

    古代载籍对民间海上交通记述很少，与东晋一样，对唐代海上交通状况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佛教僧众西行求法的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可知，唐代海上交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唐朝前期海陆交通的了解，主要是从僧人义净撰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得知的。

    义净，俗姓张，齐州(治历城，今山东济南市)山庄人[21]，7岁入土窟寺学佛，后因“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在18岁时，萌发了前往印度取经的愿望。高宗咸亨元年(670年)，他从长安回到了故里，辞别师尊，准备西行事宜。次年，经扬州南下至广州，得到龚州(治平南，今广西平南)使君冯孝诠家族的资助，搭乘波斯舶，开始了西行取经的漫漫征途。时年37岁。

    义净由广州南下，直航室利佛逝(苏门答腊岛东南之巨港)，经末罗瑜(苏门答腊岛之占碑一带)、羯荼(马来西亚之吉打州)，复经裸人国(安达曼群岛)[22]，转而向北航行，抵恒河入海处的耽摩立底国(印度西孟加拉邦米德纳普尔县之塔姆卢克附近)登岸。经多年求学、游历印度各地后，在武后垂拱元年(685年)离开那烂陀寺，自耽摩立底登舟，沿原路东归。中途留在室利佛逝著述、翻译。

    这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据义净自己记述，永昌元年(689年)，义净登上佛逝港口一艘商船，欲托人捎信到广州，求取抄写梵经所需的墨、纸，并雇佣抄经的帮手，但是由于商船因风乘便，未及通知义净离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