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曾几次大规模制造海船。贞观十八年（644年）令将作大匠阎立德等人到洪、饶、江三州，“造海船四百艘以载军粮”[54]，廿一年（647年）又敕宋州刺史王波利等发江南宣、润、常、苏、湖、杭、越、台、婺、括、江、洪十二州工人造“入海大船及艓船三百五十艘”，准备海上远征[55]。廿二年（648年），“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56]大致与此同时，还命令将作大匠阎立德至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57]。造船地域遍布今江、浙、皖、赣等省，数量则动则数百上千，唐朝制造海船的能力由此可见[58]。
唐代商船的规模也相当可观，据唐人李肇称：“江湖云‘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然则大历、贞元间（766-804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此则不啻‘载万’也。”[59]江船如此，海舶可知。唐人慧琳解释“舶”称：“司马彪注《庄子》云：海中大船曰舶。《广雅》：舶，海舟也。入水六十尺，驱使运载千余人，除货物。亦曰昆仑舶。运动此船，多骨论为水匠。用椰子皮为索连缚。葛览糖灌塞，令水不入。不用钉，恐铁热火生。累木枋而作之，板薄恐破。长数里，前后三节。张帆使风，亦非人力能动也。”[60]所述虽未必为唐舶，但可为了解唐朝海舶提供参考。从零星记载可知，唐朝人张支信、李邻德、江长、李延孝、张蒙等，都是航海往来于唐朝与日本的舶商[61]。阿拉伯史料还提到，唐朝海船因为体积太大，只能在尸罗夫停泊，无法到达巴士拉和马斯喀特[62]。造船技术的提高，为海上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在中国古代对外文化交流中，陶瓷与丝绸一样，也是连接东西文化交流的纽带。与丝绸不同的是，陶瓷器具有沉重和易碎的特点，对于以畜力运输为主的古代陆路贸易而言，大规模、长途转输陶瓷器皿，存在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而海上交通的发展则使陶瓷器皿的大规模出口成为可能。
唐代在我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考古工作者在全国各地发现了许多唐代生产陶瓷的作坊和窑场遗址，大体上说，唐代陶瓷生产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在制作绿釉和褐釉陶器技法的基础上，在北方出现了以釉彩绚烂、造形生动著称的“唐三彩”陶瓷器，唐三彩器物有许多是用来作陪葬的冥器。二是北方邢窑生产的白瓷器和南方越窑生产的青瓷器以制作精美、技艺高超、特色鲜明，成为唐代两大陶瓷系统。此外唐代还出现了长沙铜官窑、江西洪州窑等陶瓷器生产和销售中心。陆羽曾经从品茗的角度，对唐代各地的陶瓷产品进行了评论，称茶碗以越州瓷为上品，鼎州瓷次之，婺州瓷又次之；岳州瓷为上品，寿州、洪州瓷次之，“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茶器的色泽须与茶汤的颜色相宜，“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宜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63]可知唐代陶瓷器皿不仅种类繁多，质量高超，而且不同地区的产品都各自具备了独特而鲜明的地方特色。
如同香料作为唐代海上对外贸易重要进口物一样，陶瓷器是唐代海外贸易的重要输出品。本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朝鲜、日本、越南、柬埔寨、泰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阿曼、也门、土耳其以及东非、北非各地，都发现了中国古代的陶瓷制品，这些陶瓷制品的发现表明了古代海上贸易活动的繁荣状况[64]。其中在“日落之地”东非及北非沿海，特别在是埃及的福斯塔特（Fustat）发现的大批唐代陶瓷残片，以及在“日出之地”日本各地出土的大量唐代陶瓷，最具有典型意义。
福斯塔特位于埃及首都开罗以南不远的地方，始建于7世纪中叶阿拉伯军队征服北非时期，随着伊斯兰势力的扩张和壮大，后来这里逐渐成了南地中海和北非的政治、经济中心，在埃及土伦王朝时期(868-905年)，是尼罗河流域的中心城市。1168年毁于兵燹。此后，福斯塔特在一定程度上又曾恢复了原来的盛况，直到13世纪末叶以后渐趋衰落。福斯塔特最初兴起的时间，正与唐代相当。
福斯塔特城的发掘工作开始于本世纪初，考古工作者在城中共发掘出了约六七万片古代陶瓷碎片，中国陶瓷约有12000片，从八九世纪到十六七世纪，包括了从唐代至明代前期的各个朝代生产的各种陶瓷器皿残片。福斯塔特发现的唐代陶瓷残片中有唐三彩、邢州白瓷、越窑瓷、黄褐釉瓷、长沙窑瓷等，尤以越窑瓷数量最夥，如素面越窑瓷制作的器皿就有玉壁底碗、撇圈足碗、撇圈足折腹碗、圈足碗、葵口棱壁碗、唾盂、壶、罐、平底小盏和盒等多种器形，足见唐朝的陶瓷器当时已经深入到了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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