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僧人或是首先在室利佛誓学习梵语或佛典，然后前往天竺；或是长期留在了室利佛誓，弘教传法。室利佛誓在唐朝与天竺佛教文化交流中的中介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又，智岸、彼岸法师以及大津法师都是随唐朝使节一起到达室利佛誓，则室利佛誓在唐朝官方与南海诸国的政治、经济交往中，同样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3．唐代沿海贸易城市的繁荣

    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是唐代海外贸易繁荣的先决条件，而航海业的进步和对外贸易的繁荣反过来也大大促进了沿海港口地区经济和商业的进步，由北而南，在唐代兴起了登州、扬州、明州、泉州和广州等一批以对外贸易为特点的沿海港口城市。

    唐代商港城市首推广州。上文引贾耽叙南海道路，起点即为广州港。阿拉伯地理著作如《道里邦国志》、《中国印度见闻录》等也以广州为南海诸国航海东方的终点，并称广州港为“中国最大的港口”[88]。唐人形容广州“涨海奥区，番禺巨屏，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形象地说明了在唐代海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89]。著名诗人杜甫也以“海胡舶千艘”形容广州商胡云集的情形[90]。玄宗天宝七载(748年)，鉴真和尚第五次由扬州出海前往日本，遭风吹至海南岛，寄宿在当地酋首冯若芳家中，据称冯若芳每年都要劫掠往来于广州与南海的“波斯舶”二三艘，并因此致富。香材或香料，是唐朝与南海诸国贸易的一宗重要商品，冯若芳会客常用贵重的乳头香为灯烛，一次烧一百余斤。而在他的住宅后，贵重的苏方木露积如山。冯若芳由波斯舶上劫取的大量香料和香材，说明当时通过广州沿海进行的贸易量是相当惊人的。

    广州港帆樯林立，商货繁盛的情形，使鉴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鉴真所见，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91]唐人李肇也记载了广州港的盛况，称广州每年都有“南海舶”，即外国商船停泊。在南海舶中，师子国舶最大，这些船高达数丈，人们上下往来需要搭设梯子，船上堆满了宝货。每当南海舶到来时“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商船上都饲养了信鸽，万一在海上遇难，信鸽可以在千里之外归来报信[92]。广州对外贸易盛极一时。

广州“利兼水陆，瑰宝山积”[93]，是唐朝宫廷内外渴求的外来珍奇货物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萧倣任节度使时（859-860年），广州“夷估辐辏，至于长安宝货药肆，咸丰衍于南方之物。”[94]为了防止外来奢侈品落入当地官员的私囊，唐朝廷特别重视广州地方官的甄选。长庆三年(823年)，工部尚书郑权赴广州任岭南节度使，韩愈在送别的文章中说，广州的地位十分重要，“蛮胡贾人，舶交海中，若岭南帅得其人，则一边尽治，不相寇盗贼杀，无风鱼之灾、水旱疠毒之患。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故选帅常重于他镇。”[95]强调广州进口的珍稀物品对朝廷的重要性和广州地方官的关键性作用，同时指出郑权贵而能贫、为仁不富，是担当此任的佳选。但是深具讽刺意味的是，郑权在任虽然不满一年，但还是以贪婪赃污、搜刮“赀珍”，在史册上留下了秽名[96]。

其实，由于对外贸易活动的浸濡，贪渎已成为当时广州地方官特具的风气，不独郑权如此。由于广州有“蛮舶之利”，珍货辐辏，地方官“作法兴利以致富，凡为南海者，靡不捆载而还”[97]。在韦正贯担任岭南节度使（849-851年）之前，“海外蕃贾赢象犀珠贝而至者，帅与监舶使必搂其伟异，而以比弊抑赏之，至者见欺，来者殆绝”[98]。时人甚至将广州的“货舶之风”与“贪泉之水”对举[99]。粗检史传，在唐代广州都督或岭南节度使中，因贪污贿赂犯罪或因此而致富者，至少就有党仁弘、萧龄之、周利贞、路元睿、刘巨鳞、彭果、张万顷、徐浩、路嗣恭、王锷、郑权、胡证、王茂元诸人[100]。比较典型者如广州都督路元睿掠取“昆仑舶”珍货，被外国商人怀刃刺杀；路嗣恭借故“株戮舶商，没其财数百万私有之”；王锷任岭南节度使，“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由是锷家财富于公藏。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珠贝，称商货而出诸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凡八年，京师权门多富锷之财。”不独自肥，而且兼及京师权门豪贵，搜刮财货数量之钜，是相当惊人的。

    对外贸易成了滋生贪渎行为的温床，而地方官的贪污行为对广州的对外贸易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代宗大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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