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留学生一样，来唐朝学习的僧人，也对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空海，俗名真鱼，出生于日本赞岐国一个地方豪族家庭，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学习了汉语文和《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18岁时，入大学明经科，学习《书经》、《诗经》、《左传》等中国儒家经典著作。20岁时剃度出家，22岁受具足戒，法名空海。在入唐之前，他就已撰著了《聋瞽指归》、《三教指归》等著作，显露出了较为深厚的汉文化修养。为了更透彻地索解艰深的佛教密宗教义，空海决定往唐朝求法。桓武天皇延历廿三年（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空海作为学问僧，随第17次遣唐使来到唐朝，几经屈折，于次年到达长安。

    在长安期间，空海居住在西明寺，历访名僧大德，切磋请益，同时主要师从不空弟子青龙寺惠果和尚修习密教。由于空海在入唐之前就已具备了相当的儒学和佛学根基，所以学习进境迅速。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5年）二月，空海始入居西明寺，六月，从惠果修习，被授予胎藏界学法灌顶；七月，受金刚界学法灌顶；八月，受传法阿阇梨灌顶礼，并得到“遍照金刚”名号，获得了密教正宗嫡传的名位和向后代传法的身份。传法后不久，惠果大师在顺宗永贞元年十二月十五日(公元806年1月15日)圆寂。元和元年正月十七日（806年2月10日）下葬时，会葬者弟子道俗千余人，推举空海为惠果撰著碑文。空海于一年之内在长安得到了如此崇隆的声望，固然是与他较高深的佛学修为有直接关系，但是更重要原因，恐怕还在于作为一个日本僧人，他的汉文化修养受到了时人的敬重。

    空海和尚本来准备在唐朝学习20年，但是惠果大师临终嘱托空海，希望他早返日本，传播密教。于是空海在元和元年（806年）八月启程回国。在唐朝期间，诗人马总、胡伯崇等都曾与空海诗歌唱和，以文字定交。马总诗称“何乃万里来，可非炫其才。增学助元(玄)机，士人如子稀。”[159]表示了对空海才学的敬佩之情。在空海离唐之际，诗人朱千乘、朱少端、郑壬、昙清、鸿渐诸人都作诗送别，对大师赞羡有加[160]。朱千乘赞扬空海“解梵书、工八体、缮俱舍、精三乘”，“威仪易旧体，文字冠儒宗”，郑壬则认为空海将青史留名，“他年续僧史，更载一贤人”。对空海来年的功业寄予了厚望。空海留学唐朝的经历表明，这时日本国内对唐文化的吸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请益僧（或请益生）入唐前就已具备了很深厚的唐文化修养，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里获取最大的学习成效。

    回国之后，空海开始了传播密教的工作，经过他的长期艰苦努力，日本上自皇室，下至百姓，接受灌顶礼者达数万人之众，建立了区别于中国密教的日本密教真言宗，并使真言宗与最澄创立的天台宗并列，成为平安佛教的两个主要派别，从而对日本佛教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空海来唐的目的虽然是为了研究佛学，但他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并不限于佛教。除了将大批佛典带往日本外，空海带回的典籍还包括《刘希夷集》、《王昌龄集》、《朱千乘诗》、《贞元英杰六言诗》、《杂诗集》、《杂文》、《王智章诗》、《诏敕》等大批诗文作品和唐代书法作品。由他编纂的《篆隶万像名义》，则是日本第一部汉文辞典，对唐朝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文镜秘府论》，不仅促进了日本对唐朝文化的理解和吸收，而且是了解汉唐中国文学史的重要资料，“是研究汉魏到隋唐这一历史断限中文学作品的修辞指南。”[161]

空海还是一位造诣很深的汉字书法家，入唐之前，他在书法上就有了一定的根基，留唐期间，从韩方明学习书法，又搜集了大批唐朝书法真迹，通过潜心临摹、钻研，成为一代书法宗师，对篆、隶、楷、草、飞白等各种字体都很擅长，尤其精于草书，唐代诗人胡伯崇曾以“天假吾师多伎术，就中草圣最狂逸”的溢美之辞[162]，称赞空海的书法艺术造诣。此外，空海在制笔、制墨、佛教艺术，甚至日本上流社会饮茶风尚等社会生活方面，都有过重大的影响。显然他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远远超出了佛教的范围，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突出代表人物。

    3．鉴真东渡

    除了日本派遣使臣、学者、僧人来唐朝学习之外，唐人泛海东渡，也是日本吸纳唐朝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鉴真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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