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2年）任内府局丞，未几因课绩优异，升任广州市舶使，由于他克尽职责，“赆纳贡，宝贝委积。上甚嘉之，每宣谕诸道，曾无宁岁，敷扬诏旨，人皆说服。天宝初，拜朝议郎，判官闱令，知本局事。”[143]内府局掌“中藏宝货，给纳名数”[144]，韦氏由负责内府宝货之官升任市舶使，也表明市舶使是朝廷为了聚敛珍异财宝设立的官职。如果以开元十一年（723年）作为他赴任的时间，以天宝元年（742年）为调任宫闱令的时间，则韦某担任市舶使的时间长达10年。内府丞为正九品下阶文官，宫闱令为从七品下阶（朝议郎为文散第六品），从韦氏担任市舶使之前和之后的官职判断，市舶使的官阶并不甚高[145]。但是由于代表皇帝行使管理海外贸易的权利[146]，所以尽管官阶卑微，权势却相当崇重。《李敬实墓志》特别指出“才及下车，得三军畏威”，至少表示市舶使与军队应有密切关系。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十二月，宦官市舶使吕太一矫诏征募军队，将岭南节度使张休驱逐出广州，纵兵大略广州。朝廷以韦伦为韶、连、彬三州团练使，连兵平叛，吕太一用行贿手段行反间计，韦伦遭贬。新任岭南节度使杨慎微再次发兵，方才收复岭南[147]。吕太一能矫诏征募军队，甚至驱逐节帅，市舶使的权力之崇重可以想见。
从唐代佚名作者撰写的“进岭南馆王市舶使院图表”可知，市舶使创设初期分工不甚明确，机构也不完善，甚至没有固定的衙署和完整的档案材料，“伏以承前虽有命使之名，而无责成之实，但拱手监临，大略而已。素无簿书，不恒其所”。自王市舶使莅任之后，大有改观，“自臣亲承圣旨，革刬前弊，御府珍贡，归臣有司，则郡国之外，职臣所理，敢回天造，出臣匪躬，近得海阳旧馆，前临广江，大槛飞轩，高明式叙，崇其栋宇，辨其名物，陆海珍藏，徇公忘私。”[148]市舶使衙署和簿书文档的设立，对于市舶司机构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管理蕃舶的外贸事务，如登记检验货物，收纳关税，不仅是市舶使的职责，也是岭南地方官员的职责所在。上文提到李勉任岭南节度使“舶来都不检阅”，表明地方节帅也有检视商货的权利，韩愈记述孔戣任岭南节度使期间（817-820年）的行迹称：“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税。始至有阅货之燕，犀珠磊落，贿及仆隶，公皆罢之。绝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货，满三月无妻子之请者，尽没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计往复，何月之拘。苟有验者，悉推与之。”[149]所谓“阅货之燕”，就是检验商舶货物的宴会，“下碇税”即相当于所谓的“舶脚”，除了验货、收税外，岭南节度使还负责发还无主货物。高宗显庆六年（661年）发布的诏令甚至明确规定，朝廷有关职能部门应在每年四月以前准备好与“南中诸国舶”交易的市物，委托本道长史在外国船舶抵达10日之内，与舶商交易。官方交易完毕，任由百姓交易。然后由地方将“官市物”送交少府监，由少府监简择奉进内廷[150]。地方官员实际上参与了市舶交易的整个过程，与市舶使的职责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
除了市舶使由皇帝委派，直接向朝廷负责外，一般而言，市舶使与岭南节度使在对外贸易职责方面的主要区别还在于，市舶使负有监察的使命。“进岭南馆王市舶使院图表”称市舶使“拱手监临”，就有这样的含义。卢钧任岭南节度使时（836-840年）“为政廉洁，请监军领市舶使，己一不干预”，也说明了相近的意思[151]。上文所述宦官李敬实担任市舶使时，正式职衔是“广州都监兼市舶使”，“韦正贯神道碑”更是径称市舶使为“监舶使”[152]。所有这些记载都表明，除了与节度使共同管理市舶事务之外，监察权是市舶使区别于节度使的一项重要职责[153]。在广州地方官员借对外贸易横征暴敛的情况下，市舶使的设立不仅保证了朝廷所需外来物品的供应，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对地方官的贪黩行为起到抑制作用。
第三节 唐朝与日本的文化交流
唐代繁荣的经济，昌明的文化和完备的制度，对隔海相望的东邻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成为日本竭力模仿的楷模。日本通过派遣留学生来唐朝学习和延邀唐朝各类人才到日本传授等多种手段，全面移植唐朝文化，在哲学思想、文物制度、文学艺术、音乐舞蹈、天文历算、医学、建筑等文化科技的各个领域，以至衣食住行、风俗娱乐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无不受到唐朝文化的强烈影响。在中日文化交流过程中，既涌现出了大批像吉备真备和空海那样以学习唐朝文化为己任日本留学生或留学僧，也出现了像鉴真和尚那样终身以传播唐朝文化为使命的唐朝专业人士的杰出代表，正是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才形成了唐朝与日本文化交流的繁荣局面。
1．遣唐使与唐朝文化的东传
从唐朝初年开始，日本就在遣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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