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769年)，李勉前往广州赴任，西域舶泛海至广州者，一年才有四五艘，李勉为官廉洁，“舶来都不检阅，故末年至者四十余”[101]。地方官员贪渎与否，对往来商船的数量竟会造成如此悬殊的差异，其影响不问可知。由于广州官吏的贪污行为屡禁不止，到了8世纪末年，广州对外贸易大大衰减，海舶多转往交州交易，广州贸易额锐减，无法满足“进奉”要求。岭南节度经略使针对这种情况，请求派判官前往安南“收市”，并建议朝廷在安南设置市舶中使，进行监督。陆贽尖锐指出：“广州地当要会，俗号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凑。今忽舍近而趋远，弃中而就偏，若非侵刻过深，则必招怀失所。”[102]明确将海外贸易的缩减归于“侵刻过深”。太和八年(834年)，文宗发布“疾愈德音”，再次指出岭南、福建、扬州等地长吏对南海蕃舶“多务征求”的问题，要求“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103]所谓“重加率税”，说明地方官吏在朝廷规定之外的勒索，仍然是影响对外贸易的面临的严重问题。
虽然贪官污吏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对外贸易的开展，但是到唐朝末年，广州在对外贸易方面仍然保持着重要的地位，当黄巢农民军横行岭南时，郑畋提出委任黄巢为岭南节度使，于琮认为：“南海有市舶之利，岁贡珠玑，如令妖贼所有，国藏渐当废竭。”[104]广州对外贸易的收益，仍然是唐朝廷府库收入的重要来源。
由于对外贸易的长足发展，广州城内聚集了大批从外国前来唐朝经商的侨民。最为人称引的是阿拉伯人阿布·赛义德听到的传闻。据称黄巢攻破广州，屠杀城内居民，“据熟悉中国情形的人说，不计罹难的中国人在内，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十二万人被他杀害了。这四种宗教徒的死亡人数所以能知道得这样确凿，那是因为中国人按他们的人（头）数课税的缘故。”[105]从已知为数不多的资料反映，广州的外国商人大都聚居在同一地区，保持了原有的生活习俗，并由外国人担任首领。房千里《投荒杂录》称：“顷年在广州番坊，献食多用糖蜜、脑麝。有鱼俎，虽甘香而腥臭自若也。”[106]这里所说的“番坊”，就是设在广州的外国人聚居地。广州的外国人不仅有固定的聚居地，也有自己推举的首领。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北天竺僧人不空奉旨前往五天竺及师子国，至广州，为岭南节度使刘巨鳞灌顶，在搭载商舶离开广州前，刘巨鳞“召诫番禺界蕃客大首领伊习宾等曰：‘今三藏（即不空──引者）往南天竺师子国，宜约束船主，好将三藏并弟子含光、慧等三七人、国信等达彼，无令疏失。”[107]所谓“番禺界蕃客大首领”，就是指居住在广州的番坊首领，从这条记载可知，番坊首领至少有约束“舶主”的权力。李肇称停泊广州的南海舶“有蕃长为主领”[108]，同样说明侨居广州的外国商人有自己的组织和首领。
福建沿海也是唐代开展海外贸易的重要地区。唐人沈亚之在记述饶州(治鄱阳，今江西波阳)医者郭常的行迹时，曾提到福建对外贸易的情况，称“饶江，其南导自闽，颇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货，国人有转估于饶者（后略）。”[109]由此可知海外舶来品经福建而入内地的大致情形。会昌（841-846年）诗人薛能“送福建李大夫诗”中也有“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的描写[110]，表明福建沿海在唐代的确是海外商贾的停泊之地。唐代福建沿海对外贸易首推泉州和福州。
泉州(治晋江，今福建泉州市)处于福建沿海晋江下游，福州(治闽县，今福建福州)位于闽江入海处，两地都处于江、海交汇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全唐诗》中收录了“送泉州李使君之任”诗。诗云：“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说明泉州八方辐辏，海外贸易非常繁荣。但是《全唐诗》中这首诗两见，一说为武后时代(684-705年)诗人张循之创作，一说为天宝进士(742-756年)包何所作，二人时代相差近半个世纪。更关键的是，晋江口的晋江县有“泉州”这个名称始于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在此之前，“泉州”是指闽江口的闽县，即以后的福州[111]。也就是说，如果是张循之的诗，反映的就是现在福州的情况；如果是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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