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128]。文宗开成四年（839年），日本僧人圆仁在扬州，适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德裕主持为扬州开元寺修瑞像阁捐款，有波斯侨民捐钱一千贯，婆国侨民捐钱二百贯，可知这些商胡与当地社会的关系是很密切的[129]。上元元年（760年），淮南节度使邓景山邀平卢兵马使田神功前来扬州，帮助镇压刘展之乱，田神功至扬州后，大肆掠夺百姓商人资产，“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130]这些记载都说明扬州居住着大批从事贸易活动的大食人和波斯人。1985年在扬州西郊一座小型砖室墓中，发现了1件灰陶胡人俑，深目高鼻，胡须连鬓，浓密而微微前翘，形象生动[131]。同年在扬州教育学院唐文化层内清理出的彩执壶壁上也堆饰有胡人吹笛形象，双目圆睁，髭须蓬张，脚著长靴，神态极为逼真[132]。流风所及，扬州人甚至有以“波斯”为名者，如扬州出土《唐渤海吴公夫人卫氏墓志铭》，卫氏在僖宗光启二年(886年)死于扬州东阳县庆年坊私第，育二男三女，长男名吴延玉，次名吴波斯[133]。时人对商胡的艳羡，于此可见。
唐代山东半岛海上对外贸易港主要集中在登州。登州出海口包括龙口、芝罘、成山、镆鎁等重要海港，不仅是连接唐朝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重要出海口，而且是通往渤海和唐朝南方沿海各地的良港。由于唐朝与朝鲜半岛的关系非常密切，登州有大批新罗侨民长期居住，从事与对外贸易有关的活动[134]。更可注意的是，山东半岛还是唐朝与南海香材交易的重要地区，据顾况称“商胡舶舟运苏方，岁发扶南、林邑，至齐国立尽。”这里说的“齐国”，应该就是时人对山东半岛的别称[135]。海外贸易发展，促使众多沿海贸易城市的兴起，同时这些以海外贸易为特色的城市的繁荣，也进一步加速了海外贸易的繁荣。
4．市舶使的设立
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唐朝设立了专门管理海外商舶贸易的市舶使[136]。李翱在为岭南节度使徐申（802-806年在任）撰写的“行状”中称，徐申治理广州有方“蕃国岁来互市，奇珠玳瑁，异香文犀，皆浮海舶以来。常贡是供，不敢有加，舶人安焉，商贾以饶”[137]。“常贡”云云，表明广州外来物品是唐朝宫廷需求的一个经常性的来源，设立市舶使，就是为了保证这个来源的通畅，最大限度地满足宫廷对奢侈品的需要。大中四年（841），宦官李敬实任广州市舶使，据“李敬实墓志”称，李敬实“才及下车，得三军畏威，夷人安泰。不逾旬月，蕃商大至，宝货盈衢，贡献不愆。袟满朝觐，献奉之礼，光绝前后。”[138] “贡献不愆”、“献奉之礼，光绝前后”，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唐政府在广州设立市舶使的目的。
关于市舶使这个官职，在有关的史志中并没有专门记载，上引李肇《唐国史补》称，唐广州南海舶“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蕃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139]可知市舶使主要职责为登记外国商船运载的货物，收纳关税，查禁唐朝不许进口的货物。
开元二年（714年）十二月，岭南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进奉朝廷，岭南监选使、殿中侍御史柳泽上书玄宗，认为这种做法应该严加禁止。这是有关市舶使较早的一条记载，周庆立在开元二年（714年）就已担任市舶使，则市舶使的设立当在此之前[140]。
除了提供设立市舶使的时间外，从柳泽的议论中还透露出了一些其他的内容。上书中称：“《王制》曰：作异服奇器以疑众者杀，《月令》曰：无作淫巧以荡上心。巧谓奇伎怪好也，荡谓惑乱情欲也。今庆立等皆欲求媚圣意，摇荡上心。若陛下信而使之，是宣奢淫于天下，必若庆立矫而为之，是禁典之无赦也。”[141]柳泽反对的并不是市舶使行使正常的对外贸易职能，而是反对市舶使制作奇服异器，这是应该指出的第一点。
其次，“信而使之”云云，表明市舶使是朝廷派驻广州的机构，从“矫而为之”也可知，市舶使直接秉承皇帝旨意，所以存在假传圣旨的可能性。周庆立虽然是市舶使，但诸书仍明确记载他在十二卫担任“右威卫中郎将”的官职，也可以证明市舶使由中央直接派出，不归地方管理。
第三，市舶使的主要职责是在海外贸易中收取进奉之物，周庆立与波斯僧及烈[142]“广造奇器异巧以进”，虽然意在“求媚圣意”，但这种做法与他们的职责也不无关系。
第四，载籍中将波斯僧及烈与周庆立并称，表明侨居广州的外国人参与了市舶使的活动，并起着重要的作用。
除了朝廷特派的朝官之外，市舶使职务多由宦官担任的。宦官韦某，在开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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