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的诗，则是指今天的泉州。由于缺乏相关证据，此诗属张属包，迄无定论。总之，不论诗的原作者是谁，都说明最晚在8世纪中叶，福建沿海已成为唐代海外贸易的重要地区[112]。
上文中曾经讲到，唐文宗“疾愈德音”在论及对南海蕃舶征税过于苛重的问题时，将福建与岭南、扬州并论，此福建，当时指唐福建观察使理所福州而言，福建沿海在唐朝海外贸易中的作用于此可见。王审知任福建观察使时(897-907年)，[三]佛齐等国也曾泛海至福州入唐[113]，昭宗天佑元年(904年)六月，唐朝授福建道[三]佛齐国入朝进奉使都番长蒲诃粟宁远将军[114]，两处记载的很可能是同一事件。表明福建沿海对外交往的重要地位一直持续到了唐朝末年。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福州市郊闽国刘华墓中发现了三件孔雀蓝釉波斯陶罐，墓主刘华葬于930年[115]。波斯器物的发现，从另一个角度步证明了这一地区在唐五代对外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
如果说广东、福建沿海港口对外贸易对象主要是以南海商舶为主的话，浙江、江苏、山东沿海港口则主要承担了与日本及朝鲜半岛的海上交往。
唐代浙江沿海对外贸易港口主要有台州和温州、明州等，这里主要对明州的情况略加介绍。明州(治县，今浙江宁波市南)东临大海，西依四明，地势平坦，航道通畅，自古就属于我国古代造船与航海的发韧地之一。在日本遣唐使时代(629-838年)，明州是东海航线的重要港口之一，即使是停派遣唐使之后，仍是往来于唐朝与日本之间的商船停泊的重要港口。据日本史料不完全统计，唐人李邻德(842年)、张支信等37人(847年)、钦良晖(852年)、李延孝(858年)、李延孝等43人(862年)、张支信(863年)、李延孝等63人(865年)、日本人神御井等(847年)都是由明州出海前往日本，而张支信在862年还曾由日本肥前出发，抵达明州港[116]。
扬州是江苏沿海对外贸易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也是唐时全国最繁荣的商业城市之一。扬州位于长江下游，距离长江入海处很近，而且是南北大运河的枢纽，具有重要的交通和战略地位。隋代初年，就已在扬州设总管府，辖制东南一方。唐朝先后在此地设立扬州大都督府和淮南节度使，继续保持了东南政治中心的地位。唐代的扬州又是长江流域物资的总汇之地，是盐、铁、茶、丝、绵、药材、磁器、珠宝等货物的转运中心，扬州还以金属制造业、纺织业、纺织业、造船业和制糖业等手工业技术的发达而著称。唐朝盐铁转运使常驻扬州，总管东南诸州财货。“维扬右都，东南奥壤，包淮海之形胜，当吴越之要冲，阛阘星繁，舟车露委。”[117]扬州是唐朝东南地区政治、商业和制造业的中心，唐时俗谚称“扬一益二”，将扬州置于以繁荣著称的成都之上[118]。
繁荣的商业，是扬州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史称扬州“俗好商贾，不事农桑”，“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119]。德宗兴元元年（784年）杜亚任淮南节度使时，因“侨寄衣冠”与手工业者及商人等侵占街道造宅，竟使道路壅塞不通[120]，而各道节度使也因扬州地居南北冲要，百货汇聚，“多以军储货贩，列置邸肆，名托军用，实私其利息”，大历十四年（779年），唐德宗专门下诏，废止这种名为“回易邸”的店肆[121]。
上文指出，扬州是唐代对外陶瓷贸易的一个重要港口城市，近年发现了大批波斯陶片。文献记载也表明，作为海外贸易的重要地区，唐代有大批商胡在扬州兴贩谋利。开元初年，李勉沿汴游扬州，遇波斯商胡搭乘船只，途中因病而死。李勉到达扬州之后，有“群胡左右依随”，其中有已故商胡之子。这里提到的“波斯胡”与“群胡”，都是长期居住扬州经商的外国人[122]。据称，肃宗乾元年间（758-760年），朝廷国用不给，监察御史康云间担任江淮度支，“率江淮商旅百姓五分之一，以补时用”，有波斯胡人因交易珠宝，在扬州输税款一万贯[123]。经营珠宝业的胡商，许多都在扬州开设邸店，唐代传奇中，不时可见扬州“波斯店”、“胡店”的记载[124]。杜甫诗“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125]也反映了扬州是商胡聚集之地。天宝二年(743年)，鉴真第二次东渡，在扬州采购准备携往日本的什物，其中香药有麝香、沉香、甲香、甘松香、龙脑香、胆唐香、安息香、栈香、零陵香、青水香、熏陆香、毕钵、诃梨勒、胡椒、阿魏等近千斤[126]，这些香料多是外来物产[127]，这与扬州作为外来物品集散地的地位是相称的。
天宝十二载（753年），鉴真和尚第六次东渡，随行弟子24人中，有扬州优婆塞潘仙童、胡国人安如宝、昆仑人军法力，瞻波国人善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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