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现瓷片的窑口分析，这一时期中国外销日本的陶瓷产地主要有浙江越州窑（包括宁波地区诸窑）、台州临海窑、婺州窑、江苏宜兴窑、河北邢窑、定窑、河南巩县窑、密县窑、湖南长沙窑等，其中青瓷以浙江北部越州窑青瓷为主流，而白瓷则全部属于河南、河北的产品。这与在非洲发现的唐朝外销瓷的情况是一致的。与唐朝的陶瓷贸易，对日本陶瓷业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日本本地产绿釉陶，无论在器形还是纹饰，都是唐朝外销陶瓷的仿制品[67]。

与海外各地发现大量唐代陶瓷器相适应，陶瓷器也是海外贸易港口城市扬州考古发掘中出土最多的器物。考古工作者曾在扬州古河道中发现了两条唐代古船，中间均有隔仓，仓内残留有漆器、瓷器残片，可能是用于短途运输的货船[68]。1975年,在扬州西门外发现了唐代扬州“罗城”遗址，并发掘出了大批唐代遗物，其中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是大批陶瓷器残片的出土。在1,100平方米范围内的12个探方里，出土各种瓷片15,585片。其中以青釉瓷最多，为7,722片，占总数的49%；白釉瓷2,224片，占15%；黄釉瓷1,821片，占5%；各种彩釉瓷598片，占4%；黑釉瓷106片，占0.7%；其它各种瓷片1,148片，占6.7%。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是非常罕见的。窑口可以辨认的有长沙窑、景德镇窑、宜兴窑、越窑等，有些黄釉、酱釉、褐釉、黑釉等瓷器可能是寿州（今安徽凤阳）、洪州（今江西南昌）和河南、陕西等北方窖烧造的产品，产地范围非常广泛。这些瓷器主要是碗、盏、盘、罐、盒、壶等日用器皿，其中产于官窑者极少，大多数是由民窑烧造的器物。从各地集中如此多的日用瓷器，显然是作为商品流通的[69]。

在扬州“七八·二人防工程”工地中，也发现了大量的单色釉、多色釉的陶瓷器残件和几十件完整器物，窑口可以辨认的有长沙窑、寿州窑、宜兴窑、越窑等，此外还有众多的器物尚难辨认其窑口来源。从器形和釉色来看，这些陶瓷器与全国著名的窑口出产的陶瓷有相似之处，而扬州至今尚未发现唐代烧窑，大量的陶瓷器只能是从各地而来，一部分供应扬州市民的需要，一部分转运他方[70]。扬州是唐代非常繁荣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考虑到唐代陶瓷器大量从海上出口的事实，显然不能排除扬州发现的陶瓷器是用于出口的可能性。

另一点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在扬州还发现了大批波斯陶片。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扬州征集到了一件双耳绿釉大陶壶，此后，又陆续发现和采集到了二三百片相同的陶片标本，经过研究，这批陶器在胎色、胎质以及化学成分等各方面都与中国绿釉陶器有明显区别，属于波斯的产品。这些波斯陶片的发现地集中在扬州市东南近郊，这里是唐扬州城外的唐人墓葬区。陶片多出土于晚唐、五代地层内，伴出遗物均属中晚唐或五代时期，基本可以断定是8世纪晚期至9世纪的产品[71]。表明在唐代陶瓷大量外销的同时，波斯陶器也流入了唐朝境内。

    2．唐朝与南海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这里说的南海诸国主要是指印度以外的古代东南亚诸国。

唐代载籍中对南海诸国的记载，以《新唐书》“南蛮传”为详，《新唐书》专为立传的南海国有林邑、婆利、罗刹、婆罗、殊奈、盘盘、哥罗、拘蒌蜜、扶南、白头、真腊、参半、道明、诃陵、堕和罗、昙陵、陀洹、堕婆登、投和、瞻博、千支、哥罗舍分、修罗分、甘毕、多摩苌、室利佛逝、名蔑、单单、罗越、骠国等30国，提到的国家或地区有奔浪陀、大浦、西屠夷、赤土、丹丹、甘棠、僧高、武令、迦乍、鸠密、狼牙修、婆利、不述、车渠、迦罗舍弗、迷黎车、婆岸、干支弗、舍跋若、磨腊、婆凤、多隆、萨卢、都诃卢、君那卢、真陀桓、但游、波刺、多罗磨、哥谷罗、堕罗钵底等31国[72]。在以上众多国家或地区中，林邑、真腊、骠国、诃陵、室利佛誓诸国与唐朝交往较多。

林邑（约当今越南中南部），一称占婆，德宗至德（756-758年）以后，又称环王国。高祖武德年间（618-626年），林邑两次贡方物，此后双方往来不绝，前后来唐聘问达26次之多[73]。林邑输往唐朝交换的物品主要有镠锁、五色带、朝霞布、鲜白氎、火珠、象牙、琥珀、真珠、沉香及杂宝等，其它还有驯象、白象、通天犀、五色鹦鹉、白鹦鹉等唐朝境内较为少见或难得一见的珍稀禽兽。贞观四年（630年），林邑王范头黎所献火珠“大如鸡卵，圆白皎洁，光照数尺，状如水精，正午向日，以艾承之，即火燃。”[74]太宗令李百药为林邑五色鹦鹉作赋，称“能言之擅美，冠同类以称奇”[75]，对林邑鹦鹉备极称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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