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秀气，涧生奇质，得裨灶之天文，究巫咸之艺业。握算枢密，审量权衡，四时不愆，二仪无忒。”具有突出的天文历算才能，大历年间，“特奉诏旨，追赴阙庭”，从广州召至长安，在司天台任职。历代、德、顺、宪四朝，最终在元和十二年（796年）以“行司天监兼晋州长史”的身分去世。经过今人比勘发现，李素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侧叙利亚文和汉文对照书写的景教僧名单中的“Luka/僧文贞”，就是同一个人。也就是说，李素的家族应该是一个入仕唐朝的景教家族。李素的仕宦的经历代表了波斯天文历算之学对唐朝的贡献[134]。
唐代由西域传入的还有李弥乾《都利聿斯经》二卷、陈辅《聿斯四门经》一卷，与以上两种著作属于同一系统的至少还有徐氏《续聿斯歌诀》一卷，安修睦撰、关子明注《都利聿斯歌诀》一卷，《聿斯钞略旨》一卷、《聿斯隐经》一卷等。据记载，《都利聿斯经》“本梵书，五卷。唐贞元初，有都利术士李弥乾将至京师，推十一星行历，知人命贵贱。”[135]所谓“十一星”即“十一曜”，是在九曜之外加月孛、紫气。这类历书是根据十一曜推算人的本命，批流年。敦煌文书伯4071就是一件宋朝初开宝七年（974年）灵州大都督府白衣术士康遵的星命课文，文书中多次引用《聿斯经》来推算流年本命[136]。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件星命文书中以黄道十二宫课命的方法，与早出的中古波斯文《班达希申》（Bundahishn）中以黄道十二宫与表示命运的十二位相配合推算命运的方法非常近似，而且敦煌课文中的“财帛宫”与波斯文书中的“财库位”，“福德宫”与“福德位”，都是可以对应的[137]。
薮内清研究认为，所谓《四门经》可能与托勒密的Tetrabiblos一书有关，因为两个书名的意思都是“由四部书组成的著作”，而矢野道雄则进一步指出“都利聿斯”实即“托勒密”（巴列维文PTLMYWS，叙利亚文P-T-L-M-W-S，阿拉伯文B-T-L-M-Y-W-S）的译音，而《四门经》可能就是托勒密的天文学著作Tetrabiblos。也就是说唐代传来的《都利聿斯经》和《四门经》源出希腊托勒密的天文学著作，经过波斯人的转译和改编，向东传播，其中有传到西印度的文本，经过改造，最后在贞元初年由李弥乾带入了中国，而根据波斯人在唐朝多以李为姓的规律，所谓“都利术士李弥乾”很可能就是波斯人[138]。
3.纺织品及其它
如所周知，古代中国一向是以纺织品的生产和销售著称，著名的“丝绸之路”，就是因为中国古代纺织品的出口而得名的。谢弗先生指出：“正是因为唐朝在当时是世界是最华美的纺织品和最精致的编织品的原产地和生产中心，所以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世上必定有比唐朝生产的所有纺织品都更美丽的织品。”[139]也就是说，纺织业的发达在促进了唐朝产品输出的同时，也推动了外来同类产品的输入。
在公元前一世纪，中国的丝绸就已输出到了中亚、西亚和欧洲，到了萨珊波斯时期，波斯人也掌握了制造丝绸之技术，而波斯织锦也开始向中国境内返销。早在南朝梁普通元年（520年），滑国（即哒）贡献方物，其中就有“波斯锦”[140]。在吐鲁番阿斯塔那170号墓出土的6世纪中叶的“随葬衣物疏”中，有“波斯锦十张”的记载[141]，表明波斯锦当时在社会上就已经很流行了。特别有意思的是，在这件衣物疏中，还具列了“魏锦十匹”，所谓“魏锦”，就是指内地制作的锦，这个事例生动地表明了新疆地区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中的特殊的地位。在吐鲁番173号墓出土的相当于唐代初年的衣物疏中，也有“波斯锦面依（衣）一具”和“波斯锦被辱（褥）一具”的记载[142]，可知这时波斯锦仍然在高昌地区流行。不仅如此，突厥首领骨吐禄和罽宾国使者也都分别在开元十五年（727年）和天宝四载（745年）向唐朝廷贡献“波斯锦”[143]，可知波斯锦的输入一直持续到了8世纪中叶。
文书和文献的记载也得到了考古发掘的证实。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阿斯塔那325号墓（661年）和332号墓（665年）中出土了猪头纹锦和颈绕绶带的立鸟纹锦实物。夏鼐先生从图案和工艺等不同角度对这些织锦进行了研究，指出：“这些织锦的花纹图案自成一组，不仅与汉锦不同，便和隋唐时一般中国织锦也大不相同，但是和中亚和西亚的图案花纹几乎完全相同。例如猪头纹锦，在阿富汗巴米扬的壁画上，便有这图案；在苏联乌孜别克的巴拉雷克一节彼遗址（公元五至六世纪）的壁画中，一个伊朗人类型面貌的人物，便穿有满布猪头纹织锦的翻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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