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衣。颈有绶带的立鸟纹，也和我国旧有的鸾鸟或朱鸟纹不同。它的颈后有二绶带向后飘飞，口衔有一串项练形物，下垂三珠。颈部和翅膀上都有一列联珠纹。这些都是所谓萨珊式立鸟纹的特征。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上，以及波斯萨珊朝银器刻纹上，都有具有这些特征的立鸟纹。这些动物纹，一般都围绕以联珠缀成的圆圈（即所谓”球路”纹）中，这也是萨珊式花纹的特点。不仅花纹方面如此，便在纺织技术上，它们也自成一组。它们所用的丝线，都加拈得较紧，不象汉锦的丝线多不加拈或加拈也很松。它们的织法，都是采用斜纹的重组织。经纬线的密度较疏朗。”[144]
在阿斯塔那6世纪末至7世纪初年的墓葬中，还发现了不少中国仿制的具有中亚、西亚织锦特征的实物，有以中国织法而用萨珊式花纹的产品，后来也有采用萨珊织法和萨珊式花纹的中国织锦产品[145]。中国仿制的“波斯锦“甚至可以达到乱真的程度。仿制波斯锦在传统文献中也有记载。隋初，何稠性绝巧精微，以“博览古图，多识旧物”知名当时，历任御府监、太府丞，开皇（581-600年）初年，波斯遣使献“金緜锦袍”，织工特殊，图案美丽，隋文帝命何稠仿制，“稠锦既成，逾所献者。上甚悦。”[146]史书的记载与考古发现正相契合。
除了波斯锦外，唐朝输入的纺织品还有新罗、日本、粟特昭武九姓国、波斯、大食、林邑等国的出品（见下表）。最可注意的是，是唐朝文人对外国出产的纺织品的描述。以《杜阳杂编》为例，苏鹗记载了碧玉蚕丝、五彩氍毹、紫绡帐、金丝帐、却尘褥、龙绡衣、神锦衾、浮光裘、罗衣、明霞锦、连珠帐、瑟瑟幕、纹布巾、火蚕锦、澄水帛等种种外国传来的，具有神奇性能的纺织品和织物。
所谓“碧玉蚕丝”，是在永泰元年（765年）由东海弥罗国所献，称“其国有桑，枝干盘屈，覆地而生，大者连延数十顷，小者荫百亩。其上有蚕，可长四寸，其色金，其丝碧，亦谓之金蚕丝。纵之一尺，引之一丈，捻而为鞘，表里通莹，如贯瑟瑟。虽并十夫之力，挽之不断。为琴瑟弦，则鬼神悲愁忭舞；为弩弦，则箭出一千步；为弓弦，则箭出五百步。”
五彩氍毹是新罗国的出产，制度巧丽，冠绝一时，“每方寸之内，即有歌舞伎乐、列国山川之象”，当微风吹入室中时，可见氍毹上“蜂蝶动摇，雁雀飞舞，俯而视之，莫辨真假。”
元和八年（813年）大轸国向宪宗贡献了神锦衾。据称这种被子是以冰蚕丝织成，“得水则舒，遇火则缩”。看起来尺寸很小，不足做婴儿绷席，但是张开“以水一喷，即方五丈，五色焕烂”，“以火逼之，须臾如故”。
瑟瑟幕是来自鬼谷国的贡物，因为颜色与瑟瑟相同而得名。“阔三丈，长一百尺，轻明虚薄，无以为比，向空张之，则疏朗之纹如碧丝之贯真珠。”这种帐幕最优越的性能是不会被大雨淋湿，据说是因为在上面抹上了鲛人的瑞香膏[147]。
不仅这些外来的纺织品明显带有虚幻、想象的色彩，甚至它们的出产国也是出于虚构。唐朝的纺织业越发达，人们就越希望能够得到更加神奇的织物，由于唐朝具有非常繁荣的对外文化交流，所以人们很自然地就将对纺织品的希望和理想寄托在了外来物品的身上。除了这些美妙而动人的传说之外，唐朝文人也屡以外国贡献纺织品为题作赋，在这些文章中，也可以反映唐朝社会的这种心理状态。如独孤授“西域献吉光裘赋”、 李君房“海人献文锦赋”、张良器“海人献冰蚕赋”、韦执中“海人献冰纨赋”等，都属于这一类作品[148]。在这些文章中，除了歌颂唐朝统治者“化之所被，物无不臻；德之所加，人或无阻”。“方五帝而可六，比三王之可四，是使贡献远物，德格异类”外，还寄托了当时人们对纺织品的理想，如称赞“海人”所献文锦的图案“舞凤翔鸾，乍徘徊而抚翼；重葩叠叶，纷宛转以成文。”又如描述冰纨“不灼不濡，将火鼠以比义；或朱或绿，岂橦花之足方。既同练云缭绕而交映，又似仙花暐晔而含花”云云[149]，这些很明显都是对理想中的外来织物的憧憬，而不是对现实织物的描述。
此仅将史传记中外国向唐朝进献纺织品的主要记载列表如下，供参考：
外国进献纺织品表：
纪年
贡献国家
贡献物品
资料来源
备注
永徽元
650
新 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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