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对唐代景教的了解，主要是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和敦煌遗书中残存的景教经典中得知的。《景教碑》立于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年）在西安西郊发现[174]。此碑是一通叙利亚文和汉文对照的双体合璧碑，系统叙述了景教自贞观九年（635年）传入中国后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据称：“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直，特令传授。”贞观十二年（638年），唐太宗又下诏，令在长安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21人，并将太宗本人的形像绘制在了寺院的墙壁上。

碑中称聂斯托利派基督教为“大秦景教”，并谓阿罗本为“大秦国上德”，实际上景教最初入唐，是以“波斯经教”为名，而寺院也称“波斯寺”，“大秦”是天宝四载（745年）易名后的称呼，《唐会要》也记载了贞观十二年（638年）建寺的诏令，内容大体相同，只是称阿罗本为“波斯僧”，并在天宝四载（745年）九月颁发的“波斯寺“改名的诏令中称：“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175]此碑立于建中二年（781年），所以在叙述贞观年间景教初入唐朝的事迹时，使用了后出的“大秦”这个名字。

景教正式传入中国之始，得到了唐朝统治者的认可和支持。就多数情况来说，一种宗教应该是首先有了在民间传播的一定的基础之后，而后才会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所以景教在民间的活动应该早于贞观九年（635年）。高宗时期，景教进一步得到发展，“诸州各置景寺”，并尊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

在武则天时，景教一度受挫。碑称：“圣历年，释子用壮，腾口于东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讪谤于西镐”。圣历是武则天年号（698-700年），先天是玄宗在位初期的年号（712-713年）。东周指洛阳，西镐指长安。“用壮”、“腾口”、“下士大笑”都是指佛教徒或儒士攻击和压迫景教，景教处于困难的处境而言[176]。在这次危机中，“僧首罗含（Abraham）”和“大德及烈（Gabril）”起了重要的作用，碑文赞誉他们“共振玄纲，俱维绝纽”，挽救了景教。及烈其人又见于汉文传统文献，在开元二年（714年），他曾与岭南市舶使周庆立为宫廷广造奇器异巧，并引致了朝臣的争论[177]。他们在振兴景教的过程中，可能是利用了自己在宫廷内的影响，可惜具体情况现在已经无法弄清楚了。

唐玄宗开元以后，景教再次光大，玄宗曾命诸王“亲临福宇，建立坛场”。天宝初年，又令高力士携“五圣写真”（或谓即高祖、高宗、武后、中宗、睿宗五帝画像）在寺内安置，并赐绢百匹。天宝三载（744年），景教僧佶和“瞻星向化，望日朝尊”，因精通天文术受到玄宗重视，曾与其他17名教士一起在兴庆宫修功德，“于是天题寺榜，额载龙书”，备极尊宠。碑中说：“法栋暂桡而更崇，道石时倾而复正”，就是指这一时期景教挫而复振的经历说的。从上引天宝四载（745年）诏令可知，东西两京之外，这时“天下诸府郡”也有设立景教寺院。

肃宗继位之后，在灵武等5郡重新建立景寺，景教进一步光大。代宗也曾“锡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馔以光景众”，表示对景教的重视。德宗时，在郭子仪帐下的景教徒伊斯（Yazdbozid）在朝廷得到了比较崇重的官职，碑中称他为“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赐紫袈裟僧伊斯”。此人曾布施钱物，修补或重建景寺，“更效景门，依仁施利，每岁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备诸五旬。馁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广泛进行了各种慈善活动。

会昌五年（845年），在唐武宗禁毁佛教的同时，朝臣上奏，认为唐朝境内所有的外国宗教都属于“邪法”，建议一体进行打击。“其大秦、穆护等祠，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收本处收管。”此所谓“大秦”就是指景教，而“穆护祆”就是指祆教。最后，景教徒和祆教徒共有三千余人被迫还俗[178]。

武宗禁毁以后，景教在唐朝逐渐绝迹。据10世纪成书的阿拉伯人阿布·法拉至的《书目》（手稿）记载，回历纪元377年（公元987年），有一位教士称，他在7年前，受亚美尼亚教长的委派，与5名教士一起前往中国，处理教会事务。据他们了解到的情况，“中国基督教已全灭绝，本地基督教徒皆遭横死，他们使用过的教堂皆被毁灭，全国只剩一个基督教徒。”他们遍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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