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文中，曾讨论了在东、西两京及凉州等地祆教祭祀活动时举行的幻术表演[192]。在表演幻术之前，照例要在祆祠内举行祈福活动。据称：“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193]这种祈福活动，带有强烈的娱乐成分。在敦煌也发现了一些与“赛祆”有关的文书，这些文书属于9世纪中叶敦煌归义军建立之后，在文书中保存了敦煌地区在赛祆活动中，由官府供给“赛祆画纸”、“赛祆神酒”以及赛祆用的神食（包括粮食、油、灌肠）等物品的记录。从这些记载可知，当时敦煌多在正月、四月、七月、十月举行赛祆活动。更可注意的是，在敦煌这时的驱傩活动中，“安城大祆”作为队仗中的部领之神，与“三危圣者”、“蓬莱七贤”并列，表明随着粟特后裔的本地化，祆教风习也在向敦煌地方民俗中渗透[194]。

祆教赛神所唱歌曲，就是世传所谓“穆护歌”，主要流行于今四川、贵州、湖北一带。黄庭坚记叙了其中两句，称：“听唱商人穆护，四海五湖曾去”[195]，从这些诗句中依然可以看出祆教的流传与胡商的密切关系。随着时代的变迁，穆护歌后来或转化为地理风水家的口诀，或与民歌结合，或入教坊曲，或为禅师胡歌，或演变为词曲等等，最终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196]。

祆教是维系粟特队商及其聚落的内部凝聚力的重要纽带，它是与粟特人独具的宗教形式和聚居形式合一的“萨宝”管理体制一起传到中国的[197]，萨宝管理体制是了解唐代祆教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萨宝，又译“萨甫”、“萨薄”或“萨保”等，原意为“队商首领”，是管理西域蕃胡聚居点的一种“政教兼理的蕃客大首领”[198]。“萨宝”一职在中国的出现可以上溯至北魏。到北齐时，中央政府就已在鸿胪寺的典客署下设置了“京邑萨甫二人，诸州萨甫一人。”[199]隋代也设有雍州萨保（视从七品），并明确规定，地方诸州有胡人200户以上者，也设有萨保（视正九品）。

据“惠郁造像碑”，北周商人何永康曾任“萨甫下司录”，则最晚在北周时，就已在萨宝之下配置了僚属[200]。唐代萨宝开府，设置有相应的办公机构与僚佐系统。上文《通典》称，唐武德四年“置祆祠及官”，所谓“官”，就是指萨宝职官系统而言。唐代萨宝为视流内正五品，此外有萨宝府祆正（视流内从七品）、萨宝府祆祝（视流外勋品）、萨宝率府（视流外四品）、萨宝府史（视流外五品）和萨宝果毅等各级、各类的官职[201]。除了管理蕃胡聚居点的日常事务外，萨宝府还派出祆正、祆祝官员主祠祆神[202]。

据传统文献和墓志统计，北魏至隋，担任萨宝或摩诃大萨宝者，有安但、康拔达、安难、安盘娑罗、史尼、史多思、翟婆、康仵相、康和等9人，主要分布在河西、长安、并州、定州等地，入唐以后，萨宝制度较前代进一步完备，可是担任萨宝者反而难得一见，仅见者“米萨宝”其人，尚不能断定他是否果真在长安担任过萨宝职务[203]。究竟是什么原因，似乎还未见比较圆满的解释。

由于祆教传入时间较长，而且粟特商人又在中国中古社会中具有比较重要的影响，北朝以后，屡见中国民众以萨宝为名的例证。最著名的例证是北周重臣宇文护字“萨保”，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多次以“萨保”自称[204]。西魏大统十六年（550年）“歧法起造像记”之“佛弟子歧萨保”[205]和8世纪末年敦煌地区大乘寺寺户“安萨保”其人[206]。联系上文敦煌赛祆向敦煌民俗的渗透和穆护歌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现象，可知虽然祆教并不传教，而且唐朝也明文规定不许唐朝本地人信仰祆教，但是随着粟特胡人的地著化，祆教在其长期流传过程中对中国中古社会的影响还是不容忽视的。

会昌五年（845年）武宗毁佛，祆教也在被禁之例。上文提到，祆教与景教共有三千余人被迫还俗。但是从以后的记载看，祆教并未由此绝迹。上文9世纪中叶以后敦煌祆教活动的记载就是显例。不仅在敦煌这样的偏僻地区如此，就是在内地的大都市中，也可以看到祆教活动的迹象。据北宋末年张邦基记载，宋东京城北有祆庙，京城人畏其威灵，非常重视祆神的祭祀。最重要的是，他详细记载了世代担任祆祝的史世爽的家世，描述了亲眼见到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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