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罗亚士德教创立不久，就在波斯全境广泛流传，并在阿契美尼朝（公元前539-前331年）被立为国教。亚历山大东征时期，琐罗亚士德教受到重创，《阿维斯塔》古经也被亚历山大付之一炬。萨珊波斯王朝的创始人阿尔达希尔（224-240年在位）统治时期，大力扶持琐罗亚士德教的势力，搜集并重新编定了《阿维斯塔》。到沙布尔二世时（309-379年），对《阿维斯塔》再次进行修订，并将琐罗亚斯德教正式奉为萨珊波斯的国教。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阿拉伯势力的兴起并东进，琐罗亚士德教的地位最终被伊斯兰教取代。

在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流传过程中，琐罗亚士德教一直是古代波斯诸王朝宗信的主要宗教信仰，并且两度被立为国教，对伊朗传统文化的形成和民族性格的铸造，起了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琐罗亚士德教还广泛传播于西亚和中亚各地，并随着粟特商人的足迹，传到了东方的中国，在古代中外关系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在许多方面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影响。

与摩尼教与景教不同，祆教在唐朝以前就已传入了中国。祆教传入的时间虽然很早，但它主要是由粟特商胡及移民尊奉的宗教信仰，具有比较强烈的排他性。与景教、摩尼教相比，祆教的显著特点是既不传教，也不译经，所以近代以来在敦煌发现了景教和摩尼教的经典，但是唯独没有发现祆教的经典[183]。对中国境内祆教的了解，主要依靠传统文献和敦煌、吐鲁番文书，即所谓的“外典”的记载得知的。

陈垣先生最早系统研究了祆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并根据《魏书》、《梁书》的记载，认为火祆教入中国在公元516-519年之间。据载，北魏孝明帝神龟二年（519年）灵太后胡氏幸嵩山，宣布“废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而且胡太后曾吟诵过“化光造物含气贞”的诗句[184]。陈垣先生认为，此“胡天神”，就是祆教尊奉的祆神，并认为胡太后的诗句“与火祆教光明清静之旨有合”，并进而指出：“中国之祀胡天神，自北魏始，灵太后时（516-527年）胡天神初列祀典，故废诸淫祀，而胡天神独不废，其崇重可知也。”[185]将火祆教初传中国的时间定为6世纪上半叶。

此后，随着对汉文传统文献的进一步发掘和吐鲁番文书新史料的发现，人们不仅在正史中发现了早在公元4世纪时的“胡天”的记载，而且发现并区分开了十六国至北朝高昌所见“胡天”一指祆教，一指祆祠的双重含义，为进一步确定祆教传入中国的年代提供了新的证据。与此同时，对敦煌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这批信札是斯坦因1907年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下发现的，现在已基本确定写于西晋永嘉五年（311年）前后，是十余件粟特商人从敦煌发往家乡撒马尔罕（Samarkand）的信件残片，这些信件是迄今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粟特文资料。经过学术界多年努力，不仅在信件中找到了与后出的汉文史料中记载的“萨宝”和“祆祝”（意为“祠主”，专门掌管祆教教团内部事务）相应的粟特词，而且发现了若干与伊朗万神殿中的数名古代神祇有关的粟特文词语。如2号信札的发信人Nanai-Vandak和Artixw-vandak以及Druvqspa 及 Tax]sˇc等等，或者与伊朗古代神祇有关，或者就是伊朗古代神祇。尤其是后者，被恰当地比定为汉文载籍中提到的曹国供祠的“得悉神”[186]。通过对这些新发现资料的研究，基本可以断定最晚在西晋末年，即公元4世纪初，祆教就已通过粟特商人的途径传入了中国[187]。

到唐代，祆教传入中国至少已经有了二百多年的历史。最晚在北朝后期，祆教就已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史籍中曾指斥北齐后主末年“祭非其鬼”的现象，称后主“至于躬自鼓舞，以事胡天”。与此同时，北周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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