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摩尼教具有开放的性质。如同在西传过程中汲汲取了许多基督教的思想成份一样，摩尼教在东传过程中也逐渐吸收了佛教的因素，如开元十九年(731)由入唐摩尼教徒编撰的《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中专列“寺宇仪”一节，记载了摩尼教寺院仪规。表明东方摩尼教设有寺院，寺院有“专知法事”、“专知奖劝”、“专知供施”的三名“尊首”，并设有经图堂、斋讲堂、礼忏堂、教授堂、病僧堂等五堂，这一套较为完备的寺院制度，受到了佛教的强烈影响。此外，在摩尼教经典中有大量佛教词汇，如善知识、业轮、生死海、功德、金刚、如来等等，甚至教主“摩尼”也被冠以“摩尼光佛”的称号。

对佛教因素的吸纳，大大便利了摩尼教在民间的传播，开元二十年(732)，唐玄宗颁布敕令，禁止摩尼教在民间传播，称“末摩尼(即摩尼­——引者)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罪者。”[157]陈垣先生分析这条记载说：“开元二十年，去延载元年才三十八年。此三十八年间，其教之流行，已有明令禁止之价值，其盛可想。曰‘妄称佛教’者，以其所翻经典，常有佛典通用术语也。曰‘诳惑黎元’，则中国人已有信奉之者矣。”[158]在诏令中，并没有禁止居住在唐朝境内的“西胡”信奉摩尼教，但是摩尼教在内地民间传播的势头受到了扼制。

    安史之乱以后，摩尼教借助回纥的力量，在唐朝境内再次大兴。回纥汗国是继突厥、铁勒之后，在唐朝北方兴起的又一个游牧政权。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逃往成都，肃宗继位灵武，与回纥和亲修好，回纥发兵，助唐收复西京与东京，在与唐朝的交往中逐渐处于优势的地位。丝绸之路贸易，是回纥汗国经济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回纥人将北方草原出产的马匹以及珊瑚、翡翠、琥珀、琉璃器、象牙、香药等西方出产的物品带到唐朝，同时又将以纺织品为主的唐朝特产转贩往西方，由唐朝输入回纥的绢帛有时一年竟达上百万匹之多[159]。经回纥进行的东西方贸易，主要掌握在亚洲内陆著名的粟特胡商手中。史称“始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资殖产甚厚。”[160]反映了当时粟特商人在回纥汗国内兴贩贸易的状况。回纥汗国内大批的粟特人对回纥经济活动和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也将摩尼教带入了回纥汗国。随着回纥汗国封建化进程的加深和粟特人经济地位的提高，摩尼教很快就发展成了回纥的国教。据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现的“九姓回鹘可汗碑”记载，回鹘可汗“将睿思等四僧入国，阐扬二祀，洞彻三际，况法师妙达明门，精研七部，才高海岳，辩若悬河，故能开政教于回鹘。”所谓“二祀三际”，就是“二宗三际”。碑文又称，回鹘在接受摩尼教后，“薰血异俗，化为茹饭之乡；宰杀邦家，变为劝善之国。”[161]社会生活习俗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回纥信奉摩尼教的时代，正值唐朝安史之乱之后，回纥因助唐帮助唐朝平叛，恃功而骄，而摩尼教也借助回纥的力量在内地再度流传。代宗大历三年(768)，唐朝在京师为摩尼教徒立大云光明寺[162]。唐人李肇称“回鹘常与摩尼议政，故京师为之立寺。”[163]清楚地表明了摩尼教得以在京师立寺的原因。大历六年（771），回纥“请于荆、扬、洪、越等州置大云光明寺，其徒白衣白冠。”[164]元和二年(807)，回纥使者又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三所[165]。摩尼寺遍布南北各地。

从这一时期摩尼教对寺址的选择，也可反映出回纥境内的摩尼教与九姓商胡的密切关系，这时唐朝北方遭到战乱的破坏，长安、洛阳为唐朝东、西二京，太原为唐朝北都，除了这些大都市外，摩尼教徒首先选择在江淮流域商业活动最繁荣的荆州、扬州、洪州、越州等地建寺，这些地区不仅是最著名的商业都会，而且多以对外贸易繁荣著称，寺址的选择显然与从事商业贸易有关[166]，史称“摩尼至京师，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167]正好可为摩尼教徒选择寺址的商业目的提供注解。

回纥衰亡之后，摩尼教的传播受到严重影响。在李德裕起草的答复回鹘请求唐朝提供粮食和牛羊的书信中，谈到了摩尼教的传播及其式微的过程：“摩尼教天宝以前，中国禁断。自累朝缘回鹘敬信，始许兴行。江淮数镇，皆令阐教。近各得本道申奏，缘自闻回鹘破亡，奉法者因兹懈怠，蕃僧在彼，稍似无依。吴楚水乡，人性嚣薄，信心既去，翕习至难。且佛是大师，尚随缘行教，与苍生缘尽，终不力为。朕深念异国远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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