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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畏兀儿迁居永昌事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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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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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畏兀儿何时迁居永昌的记录。人们只知道这样一个由连续发生的事件所组成的时间链条：都哇围困火州、火赤哈儿入京朝觐、返回后战死哈密、东迁永昌。在这组时间链条中，只有都哇围困火州的时间见诸史册。虞集所撰《世勋碑》汉文碑铭和《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记其事在至元十二年（1275），后者以前者为蓝本，故而两处实出一源。“至元十二年说”在晚清时受到屠寄“至元二十二年（1285）说”的质疑。由于两说均有比较坚实的史料支持，学界至今也没有公认的结论。笔者虽持“至元二十二年说”，但在探讨东迁时间上，是不能采取依次推导的办法，因为在那个时间链条中，既然起点（火州之役）的时间存疑，若由起点来推导终点（东迁永昌）的时间，不论事实是否如此，也都不足凭信了。
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斌通（善斌）卖身契》第三种，有“如果我们中谁违反此约中的规定，就让他自己缴给（蒙古）皇帝陛下一锭金子（罚金），各缴给（皇帝）诸兄弟、诸皇子一锭银子（罚金），缴给亦都护（高昌王）一锭银子（罚金）”一段文字。[15] 这份契约原件右边有：“庚辰禩捌月念六日给予新恩沙尔善斌收执”十八个汉字，“禩”即“祀”，意为年。元代共有三个庚辰年：太祖十五年（1220）、至元十七年（1280）、后至元六年（1340）。文书中有“钞”等词，不会是成吉思汗时代的文物；后至元六年时，畏兀儿地区早已并入察合台汗国，契约不应有汉文批语和关防；另外，契文中有“按察使”（ancasilar）一词，《元史》卷一一记载，至元十八年“罢霍州畏兀按察司”。据此，冯家升和捷尼舍夫判定这件文书写于至元十七年（1280）。[16] 这表明当时亦都护政权仍然存在。迁居永昌，使传国400余年的政权就此除国，元廷也少了一个对抗西北叛王的得力助手，因此，东迁只能发生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而据史籍记载，至元十七年三月，元廷“立畏吾境内交钞提举司”；当年岁末， 又“置镇北庭都护府于畏吾境”，说明这时元廷在当地的统治秩序尚未遭到严重破坏。所以，将至元十七年（1280）作为考察东迁时间的上限，是可以成立的。
东迁发生在世祖朝，至元十七年到三十一年（1294），是此事发生的前后时限。其下限还能提前，《元史·世祖纪十二》记：“[至元二十六年四月壬子]，孛罗带上别十八里招集户数，令甘肃省赈之”，此事持续了两年多，至元二十八年岁末，“罢遣官招集畏兀氏”。[17] 依照常制，招集畏兀儿流散民户是由亦都护派员负责，而这次在畏兀儿境内却由朝廷派官主持，说明此时亦都护家族已经入关避难。有证据表明，此次孛罗带是去别失八里组织畏兀儿人往甘肃迁居的。朝廷移民入的举措，只能在亦都护家族已经东迁入关的前提下施行。所以，至元二十六年（1289）可以作为东迁永昌的时间下限。
排比中外文献，至元十七年到至元二十六年间，元朝整个西北防线先后遭到叛王海都、都哇的四次入侵，其中三次被明确记载是以畏兀儿地区为战场的，另一次地点不明。造成火赤哈儿死难哈密、畏兀儿东迁永昌的，就是其中的一次。第一次入侵，是至元十七年七月，《元史·世祖纪八》记载：“以秃古灭军劫食火拙畏吾城禾，民饥，命官给驿马之费，仍免其赋税三年”。秃古灭以抢夺粮食为主要目标，地点在火州；遭劫之后，驿站能够很快恢复，表明破坏不大；史料也显示，此后几年中，元朝在当地的军政统治均很正常，所以，导致东迁的不是这次入侵。第二次是都哇的入侵，《元史·杭忽思传》记：“[至元]二十二年，征别失八里，军于亦里浑察罕儿之地，与秃呵（都哇）、不早麻（卜思巴） 战”，《史集》也载录了这次战役：“在合罕时代之末，都哇一度率军出征，到达边境上，……而出伯，末通知阿只吉和阿难答就仓皇出动，当然，他支持不住溃逃了。……合罕知道此事后，责备了阿只吉，给了他九棍”。[18] 包括笔者在内的持“火州之战至元二十二年说”的学者，认为这就是都哇所讲“阿只吉、奥鲁只诸王以三十万之众犹不能抗我而自溃”的大战，元军溃败后，都哇进围火州。抛开火州之战的疑案不提，没有史料显示，东迁是由这次入侵造成的。第三次入侵，发生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秋天。二十二年大败后，元廷在西域组织了自至元八年建立阿里麻里行军大营之后的最大一次军事集结，大批部队开赴天山南北，西域形势为之一变。海都、都哇也倾尽全力与之决战，元军先胜后败。《元史·李进传》记：“二十三年秋，海都及笃娃等领军至洪水山，进与力战，众寡不敌，军溃。……（进）至和州（即火州），收溃兵三百余人，且战且行，还至京师”，从李进的行踪可以看出，战火烧到了火州以东。第四次入侵，发生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元史·世祖纪》载：当年“[正月]，海都犯边。敕驸马昌吉、诸王也只烈、察乞儿、合丹两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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