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聪后来增设大单于及单于左右辅；刘曜改以“冒顿配天，元海配上帝”，也是为了吸引五部匈奴[39]乃至“五胡”群众。这与刘渊重拾“单于”及匈奴名王的称号，又有异曲同工的效用。

有的学者提出：魏晋时期的“屠各”，是“与汉族融合的匈奴”或“汉化的匈奴”的泛称[40]。笔者对此并不赞同。刘渊的公开身份是“匈奴人”，与汉人有着确定的分野。刘宣等人劝刘渊起兵，说是“幸邦复业，此其时也”；劝刘渊与鲜卑、乌丸携手，又说“方当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他们这里将屠各、南匈奴，统统归入呼韩邪之“邦”、匈奴之“族”。《通鉴》卷85晋惠帝永兴元年（304）记刘宣等人之言，多了“鲜卑、乌桓，我之气类”一句，又是将屠各、南匈奴，一并视为鲜卑、乌桓即北狄的同类了。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反证。《晋书》卷102《刘聪载记》：“尊元海妻单氏曰皇太后。……单氏姿色绝丽，聪烝焉。”《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载匈奴俗：“父死，妻其后母。”刘聪娶其后母单氏为妻，可信是沿袭了匈奴故俗。这也就是说：即使在汉赵国建立之后，屠各部众的匈奴人痕迹依然彰明较著。

周一良先生《北魏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41]一文，论及稽胡（山胡）种族的来源，与本文讨论的问题有一些关联。周先生说：“山胡聚集的西河离石地方虽是刘渊最初建都所在，细看《周书·稽胡传》所载生活风习，与刘渊等情形颇不相符。”他的意思是：五部的汉化程度大大超过山胡，山胡为五部苗裔的说法并不足信。

我们姑且不论刘氏一门的“博通经史”，是否“出于捏造”；也不论太原王浑父子及西晋帝室对刘渊的推崇，是否为“前赵史官依托著名人物以抬高声价”[42]。上文提到“妻其后母”——保留匈奴旧习的屠各首领刘聪，在《晋书》中，就是一位“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汉化颇深的人物[43]。显而易见，在入主中原的匈奴乃至“五胡”身上，“胡”汉两种“生活风习”，往往是并行不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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