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五胡”汉化进程中的反复乃至退步，都不是罕见的现象。笔者以为：除去“五胡”统治者利用国家权力的强制推行（譬如北齐、北周的“鲜卑化”措施）之外，“胡族”部落之间的不断聚合，也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

屠各足迹所至的武威、北地、五原、朔方、西河诸郡，相当于并、凉两州北部边防的前沿。北匈奴部落的频繁入塞，则几乎与两汉时代相始终[44]，处在南北匈奴交汇点上的屠各部落，势必与之接触甚至发生冲突。西晋一朝，北狄部落的入塞也是络绎不绝[45]。他们入塞后所处的区域，又多与五部匈奴的聚居地重合[46]。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并州屠各与塞外北狄部落的“杂居”乃至相互兼并，大概都是不可避免的[47]。

唐长孺先生指出：魏晋北境与匈奴有关的各部，“照当时的惯例称为杂胡”[48]。《后汉书》卷76《任延传》，即谓武威“休屠”为“杂种胡骑”。唐长孺先生将屠各诸种统称“杂胡”，似乎言之有据。

问题在于：在目前可见的两汉魏晋官印之中，“匈奴”与“屠各”乃至“胡”印又是大量并存的。除上引两汉魏晋“匈奴”、“屠各”印外，汉印另有“汉破虏胡长”、“汉归义胡长”、“汉归义胡佰长”、“汉率善胡长”等4种。曹魏印另有“魏率善胡邑长”、“魏率善胡仟长”、“魏率善胡佰长”等3种。晋印另有“晋归义胡王”、“亲晋胡王”、“晋归义胡侯”、“晋率善胡邑长”、“晋率善胡仟长”、“晋率善胡佰长”等6种。同样散见于诸家印谱，也收入《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

我们发现，此时与“匈奴”互称的“胡”[49]，彼时又是与“匈奴”判然有别的。两汉魏晋时同“匈奴”并举的“胡”，与匈奴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并无疑问，然而他们不称“匈奴”而另称“胡”，这个现象引人深思。在我看来，传世文献及历代官印中与“匈奴”并举的“胡”，或许就是唐长孺先生前面提到的“杂胡”。前引唐长孺先生说，魏晋北境与匈奴有关的各部，“照当时的惯例称为杂胡”。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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