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东汉时期的武威“休屠”，虽然被称为匈奴“杂种”（即“胡”或“杂胡”）。魏晋时代的并州及五部屠各，却是不称“杂种”、“杂胡”或“胡”的。后者非但不称“杂种”、“杂胡”乃至“胡”，其刘氏又与南单于世代传承，俨然成为“虚连题氏”[50]的嫡裔，连“屠各”的称号最终也放弃了。

同样是“匈奴屠各”，河西与并州的两支，地位何以如此悬殊？

究其缘由，笔者以为：屠各在五部乃至并州一带，是南匈奴诸部中“最豪贵”即处在主导地位的部落。他们远在“西汉原徙之地”的同类，却没有得到这样的机遇。其实，河西屠各出于休屠王余部，本来既不是“匈奴别部”，也不是“胡”或“杂胡”。然而，大约在两汉之际，他们的地位明显下降。在官方的记述中，最终又变成所谓“杂种胡骑”了。

由此可见，入塞的“匈奴”与“胡”或“杂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匈奴”可以降为“胡”或“杂胡”，“胡”或“杂胡”也可以升为“匈奴”。“匈奴”与“胡”或“杂胡”升降的关键，在于他们部众的多寡乃至武力的强弱。河西屠各由“匈奴”降为“胡”或“杂胡”，并州屠各则由“胡”或“杂胡”升为“匈奴”，都是这一类的例证。

并州屠各不是“胡”或“杂胡”，当地却有大量的“胡”或“杂胡”。《石勒载记上》谓其“上党武乡羯人也”，又谓“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这个“匈奴别部”的“羯人”部落，正是典型的并州“胡”或“杂胡”。另据《晋书·北狄·匈奴传》：晋武帝时，入塞匈奴“渐为边患”，侍御史西河郭钦上疏有云：“裔不乱华，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这些“杂胡”往往散处于并州，甚至就是与五部屠各毗邻而居的。

《刘元海载记》称：刘渊被刘宣等共推为大单于，“告宣等招集五部”，又令宣等“引会宜阳诸胡”。《晋书》此处将“宜阳诸胡”与“五部”并举，二者也“有所不同”（如汉末“休屠各”与“南匈奴”）是可以肯定的。这里更令人感兴趣的，则是“宜阳诸胡”与“五部”匈奴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刘渊何以从一开始就将“宜阳诸胡”作为他依靠的基本力量？[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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