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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时期巴尔蒂斯坦(小西藏)与清朝关系初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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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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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有多种其他民族成分。其语言为巴尔蒂语（Balti），属藏语西部分支，保留了许多古藏语的因素，［4］也受到波斯语、阿拉伯语 、希纳语（Shina ）、布鲁沙斯基语（Burushaski）、乌尔都语（Urdu）、英语等多种语言的影响，但藏文已失传。只有残存于各处的古代藏文岩刻，证明藏文曾在此流传。
巴尔蒂斯坦雨量稀少，资源贫乏，交通困难，但它地处南亚、西亚 、中亚和中国的西藏与新疆相交之处，许多山口和古道沟通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从而成为印度文化、伊朗文化、伊斯兰文化、中亚突厥文化和藏文化汇聚和互相影响之地，受到祆教、本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其他各种古代信仰的影响，最后形成了独特的巴尔蒂文化。
巴尔蒂文化的突出特点，一是藏文化遗存，二是伊斯兰教和伊朗文化的影响。前者存在于语言、民歌、《格萨尔》说唱和各种民俗现象之中。在巴尔蒂斯坦，处处可以感受到浓郁的藏文化色彩。后者的影响更为显著。伊斯兰教于14世纪末开始由伊朗传教士传入该地，至18世纪末，该地全部伊斯兰化。现该地居民均为穆斯林，分属逊尼、什叶、努尔巴赫希亚等不同教派。语言、民俗等均已受到伊斯兰教的深刻影响。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波斯语成为其官方用语。乾隆时期该地统治者致清廷的呈文，均以波斯文写成。不过，该地受伊朗文化的影响，远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很久便已开始了。
古代巴尔蒂斯坦地区与中国的关系
巴尔蒂斯坦地区同中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很古的时代。到汉代时，巴尔蒂斯坦及其周边地区已包括在中国在西域的有关属国的疆域之内 。《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时期“西域都护府” 图所示之难兜国，即包含今巴尔蒂斯坦部分地区。［5］苏北海先生则将巴尔蒂斯坦部分地区列于皮山国境内。他认为，“它（皮山国）的辖境却特别迢广，南面直接和天竺国即印度接壤，而当两汉的四百多年间印度国力从未达到克什米尔地区，因此皮山国南面境界就包有现在克什米尔的拉达克西部及巴勒提斯坦部分地区，即喀喇昆仑山的南麓。” ［6］他还指出，在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一带在两汉时代及其以前早已游牧着众多的羌族部落，后来，这些羌族融入维吾尔、藏各族中。［7］由于史料不足，流传至今的史料又十分简略，我们无法确知今巴尔蒂斯坦所在地区当时和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汉书·西域传》称皮山国“南与天笃接” ， 则无论领土是否接壤，自皮山往南越喀喇昆仑山，有道路通往印度，当为不争之事实。古希腊地理学家也了解有一条自喀什噶尔越喀喇昆仑山和克什米尔通达印度的道路。[8] 这条道路，显然要经过包括今巴尔蒂斯坦和拉达克在内的广阔的地区。
从北魏至唐代，我国汉文史籍有《高僧传·智猛传》之“波淪” 、《魏书》之“波路” 、“不崙” 、“钵崙” 、《洛阳伽蓝记》之“钵卢勒” 、《大唐西域记》之“钵露罗” 等许多记载。波路、不崙、钵崙、波淪等显然为同名异译，学者们将其还原为Bou-lu或Po-lo。该地曾多次遣使向北魏朝贡，《魏书》有明确记载。［9］钵卢勒与钵露罗也系同名异译，学者们将其转写为Po-Lu-Lo并还原为Bolor，也有些学者将以上名称均还原为Bolor。但关于这些名称的语源和地望，歧见颇多，一直没有一致的看法。但《大唐西域记》之“钵露罗” ，学者们普遍认为即巴尔蒂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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