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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古代以色列民族的历史观—从资料构成、史书编集到观念的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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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4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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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五部分：一，从亚当到大卫众支派的家谱（代上·1：1－9：44）。二，大卫王统治时期（代上·10：1－29：30）。三，所罗门王的统治（代下·1：1－9：31）。四，分国后犹大诸王的统治（代下·10：1－36：21）。五，波斯王下诏允许被掳之民回归重建圣殿（代下·36：22－23）。从编辑角度看，《历代志》的资料来源也是非常丰富的。它引用了“律法书”、“后先知书”以及今已失传的一些书卷[27]的内容，也大量引用了《列王记》的内容。《历代志》与《以斯拉－尼西米记》文风相似，透露出来的神学观点也是一致的，两书又具有记事的连续性，因此，它们应出自同一时期的同一作者之手。两书的成书年代被定在公元前350－250年间。
二、影响以色列民族历史书卷编集和历史观的几个重要因素
我们已经看到，《塔纳赫》中的历史书卷都是由不同的资料编集而成的，而且大部分书卷也不是在一个时期内、由同一个作者写成的。因此，如果我们要了解以色列民族历史观的发展和内涵，就不能不考察这些基本史料以及各卷史书多次编集直至整部《塔纳赫》形成的背景。
在以色列民族史上，有几次重要的事件和思潮，它们对以色列社会和民族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对包括历史书卷在内的整部《塔纳赫》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约西亚王的宗教革新及《申命记》的形成
约西亚是分国时期的犹大国王（公元前638－608年在位）之一，在南国犹大的历史上享有盛誉。他8岁登基，于在位第18年的公元前621年，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革新运动。它的起因是约西亚王于是年下令整修耶路撒冷圣殿，在整修过程中，发现了一部“律法书”，引起虔诚的约西亚王的极大震惊。他认为，国家的衰亡景象是因为国民和为政者对耶和华神不够虔敬的结果，于是下令以这部“律法书”为准绳，实行宗教革新，在举国上下清除异教信仰，独尊耶和华神。这部“律法书”也被称为“约书”，《圣经》学界认为“约书”即是现存《申命记》的核心部分[28]，因为革新运动的内容在《申命记》的这一部分中都可以找到对应的律例。从整部《申命记》来看，其余部分则应是在“约书”发现后于公元前621年之后的同一世纪内增补的。至于“约书”的形成时间，虽不能得出精确的年代，但应是在公元前8世纪末到公元前621年约西亚王宗教革新开始之前[29]。《申命记》的出现，不仅仅是使《塔纳赫》的“律法书“部分多出了一卷，而且它以自己的神学观念，影响了多卷历史书卷的思想。《申命记》律法的根本特点，是特别重视民族宗教的纯洁性，坚决反对异教信仰或宗教调和主义，尤其注重社会伦理与个人道德，在这一方面，它的思想立场与以色列民族历史上的“经典先知”们的立场是颇为一致的。
2，“巴比伦俘囚”的惨痛际遇与对民族历史命运的再思考
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率军攻陷犹大国首都耶路撒冷，并将该城和圣殿摧毁，犹大国民的精英分三批被掳至巴比伦。从公元前586年到538年居鲁士下令释放被掳之民回归之间的近半个世纪，是以色列民族史上的“巴比伦俘囚”时期。国破家亡、离乡背井的巨大痛苦遭际，促使在流亡地的犹大人反思民族的历史发展，寻求不幸命运的答案。共同的民族宗教信仰成为将失去故国家园的被掳之民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纽带，而先知们基于信仰立场的以史为鉴的教导更使他们的思考带上了浓重的宗教和道德气息。正是在这一时期，持《申命记》观念的作者们整编了《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记》。
3，“回归时期”与犹太教的形成
从公元前538年犹大遗民重回耶路撒冷到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大帝灭亡波斯帝国的二百余年，是以色列民族史上的“波斯时期”，也称“回归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约公元前516年，第二圣殿修建完成。约公元前470年，P底本资料开始编辑，至约公元前400年左右J、E、D、P四种底本资料合编完成。P底本资料在“五经”中从《创世记》的第一创世故事起，贯穿于《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和《民数记》，其中《利未记》全书都可视为P底本资料，足见其出现的重要意义。约公元前445年，出身于犹大族的波斯官吏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任犹大省长，率民重建城墙，开始实行政治和宗教改革。约公元前397年，精通律法的文士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整理、宣读律法，进一步实行一系列宗教改革。改革涉及到祭司制度、信仰规范、崇拜礼仪、宗教节期以及会众与外邦人的关系等等。回归后以犹大人为主、包括其他支派遗民在内构成的自治共同体成为一个典型的政教合一的社会。圣殿的重建、律法书“五经”的正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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