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那就意味着贵族占有的土地（即原来的公田），将不再由原来的庶人耕种。问题是，庶人不再提供劳役，贵族土地的劳动力从何而来？雇佣制或租佃制是后来地主对农民常用的剥削方式，但这些剥削方式在春秋时期并不见于文献记载，而且不论雇佣制还是租佃制，都将分割贵族土地的一部分收获，那么，习惯于庶人提供无偿劳役的贵族，是否愿意承担这部分开销？奴隶固然可以用于农业生产，但是大量公田突然改由奴隶耕作，势必导致贵族对奴隶的需求大幅度增加，而从现有资料中看不出这种趋势。
当然，这并不是说，井田制在春秋时期没有任何变化。首先，春秋时期各种名目的赋税，已经破坏了井田制原有的赋税机制，也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公田与私田的界限；为了缴纳各种赋税，农民不得不在自己的份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这势必影响其耕种公田的积极性。
其次，各诸侯国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对兵役制度有所调整，国野界限变得模糊乃至消失，庶人的地位有所上升，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井田制。
第三，在庶人拥有足够的份地、贵族的公田也拥有足够劳动力的情况下，雇佣制或租佃制不论对贵族还是农民，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也不太可能发生。随着人口的增加，出现游离于土地之外的富余人口；而铁器等先进生产工具的使用，又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在这种情况下，雇佣制或租佃制才能使贵族觉得有利可图，也才能使“多余的”劳动力找到谋生的途径，并有可能逐步取代庶人的劳役地租。如春秋晚期，鲁国季氏当权，“隐民多取食焉，为之徒者众矣”。[12]众多贫苦农民投靠季氏，成为他的私家徒属，这种情况在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
因此，随着春秋时期的结束，井田制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以致于战国时期已经很少有人能说清楚井田制到底是什么了。
战国时期，诸侯纷争更加激烈，各国统治者都试图加强国君的权力，并充分调动人力物力服务于战争，而这必然与世袭的贵族利益产生矛盾，于是各国的变法运动往往伴随着以国君为代表的国家政权与贵族争夺土地和庶人的斗争。变法的结果，中央集权的君主权力得到加强，贵族势力受到打击，官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贵族政治，“食有劳而禄有功”的新等级制度取代了世卿世禄的旧等级制度，建立在新等级制度基础上的名田制取代了与旧等级制度相表里的井田制。由于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最为成功，因此，后人往往把“废井田”的责任加在商鞅头上。
二、秦名田制的确立及其主要内容
历史的演进是连续的，不可能脱离现实的基础。旧制度虽然废除了，但其影响不会因此而结束。只要旧制度所依赖的客观条件还存在，旧制度中的某些因素必然会对新制度产生影响。尤其是，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是为了适应现实需要，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而不是为“变”而变，不是刻意追求与以往不同，如果以往的某些制度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变法者也未必一概排斥。正因为如此，下面将会看到，秦爵仍然残留着周制的某些形式和功能，秦名田制下的“庶子”制度仍然投射出井田制下庶人“公作”的影子。
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变法规定：
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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