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家是中国大陆于简牍学方面有显著的突出贡献的学者。他主持了武威汉简的整理和校勘，推定其中的《仪礼》简为与二戴本有所不同的庆氏本，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将简牍研究与文献研究结合起来，使传统文献研究在方法上有所革新，也使简牍学的研究领域有所扩展。陈梦家又曾经负责《居延汉简甲乙编》的编纂工作。对于居延汉简的研究，他改进了以往就简牍论简牍的方式，重视简牍出土地点的分析，于是将简牍学从单纯的文字研究和文书研究，提高到科学地运用现代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高度，提高到通过简牍资料的研究，从较宽层面认识历史文化的高度。学术界对于汉代的简册制度、烽燧制度、邮传制度、职官制度、纪时制度的认识，都因陈梦家的研究而得以深入。他承担叙论、校记、释文的《武威汉简》，以及汉简研究专著《汉简缀述》，已经被看作简牍整理和简牍研究的经典。
　　由于陈梦家的工作成绩，中国大陆的简牍研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并不落后于海外，而此后大陆地区的简牍学，也因此具有了良好的学术基础和合理的科学导向。

一  简牍学研究与历史文献的整理

　　陈梦家从一九六○年开始从事简牍学研究。
　　一九五九年七月，甘肃武威出土大批汉简。甘肃省博物馆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支援整理。时任所长的夏鼐委托陈梦家担任这项工作。一九六○年六月至七月间，陈梦家前往兰州参加了这批简的整理和研究工作。[1]有的学者在回忆文章中写到当时的情形，“要把这批出土的散乱残断的竹木简，加以整理复原，并确定它是一本今已失传的《仪礼》本，这首先需要临摹、缀合、校刊等技术性的工作，任务是艰巨的。当时博物馆的新馆还没有盖起来，只在一间仓库样的工房内工作。”“时值盛夏”，陈梦家“不分上下班，晚上在灯光下用放大镜俯身工作”。当时不仅物质条件十分困难，陈梦家还承负着不能个人发表文章，不能对外联系等精神方面的压力。“但他全不计较，发扬古代文化的责任感促使他忘我地工作，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任务。一九六二年出版了《武威汉简》一书，供学术界研讨。”[2]
　　据陈梦家的同事回忆，自参与并主持武威汉简的整理和研究之后，“梦家先生的研究兴趣，陡然从金文铜器方面转到了汉简方面。”一位学养深厚的，已经在古文字学、青铜器学、古文献学等领域取得重要成果的学者[3]热情投身于简牍学研究，这实在是中国简牍学的幸事。
　　由于逐渐形成了利用陈梦家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遵循陈梦家的研究范式进行工作的简牍学研究羣体，方才使得此后若干年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大批简牍数据具备了可以进行整理和研究的前提。后来李学勤所提出“对古书的反思”[4]、“走出疑古时代”[5]等论点所体现的利用新出简牍资料的历史文献研究的进步，正是以此为条件的。
　　武威汉简本《仪礼》的发现，是二十世纪简牍佚籍第一次比较集中的发现。武威汉简本《仪礼》的整理，也是中国历史文献学在二十世纪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
　　陈梦家在历史文献研究方面的成果，原已有《老子今释》[6]、《尚书通论》[7]等多种。[8]郭沫若曾经考论《周易》的“经部作于战国初年的楚人馯臂子弓”，而《易传》“著书的年代当得在秦始皇三十四年之后”。他以为八卦的构成时期不在春秋以前的主要论据，是金文中“决不曾见有天地对立的表现”，“确实可靠的春秋以前的文献也没有天地对立的观念”。[9]对于郭沫若有关《周易》成书年代的推定，陈梦家指出，天地上下对立的观念发生很早，甲骨卜辞中有牝牡合书，左右对称诸例，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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