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若”的说法，金文亦见此例，这就是上天下地之意。郭沫若以春秋前不可能存在天地对立的观念而断言《易》之不产生于春秋之前，是缺乏力证的。陈梦家指出，“《易》无成于春秋中叶以后的确证。而《史》《汉》所叙传《易》系统中的馯臂子弓亦自无理由认为作《易》者。”[10]就《易》学而言，陈梦家的许多论著其实都有所涉及。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引录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11]、《西周铜器时代》[12]、《六国纪年》[13]等专著以及《解放后甲骨的新资料和整理研究》[14]、《战国楚帛书考》[15]等论文，共计十三处之多。[16]可知陈梦家的学术工作对《易》学进步确有贡献。
可以看到，陈梦家以实践体现出对王国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纸上之学问頼于地下之学问”以及“二重证据法”的主张的信服和遵从。他以敏鋭的学术眼光，发现甲骨文数据、金文数据和帛书数据的文化价值，并且认真投入研究，不久就成为这些领域公认的专家。从这一角度说，他始终站在学术的前沿，始终勤于探讨，勇于攻坚，于是成为成就卓著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
陈梦家重视全面的学术训练，重视从不同角度切入，以探索古代文化。在谈到研究古史的道路时，他曾经说：“在工具方面，没有小学的训练就无法读通古书，无法利用古器物上的铭文；没有版本学和古器物学的知识就无从断定我们所采用的书本和器物的年代；没有年代学、历法和地理作骨架，史实将无从附丽。”[17]正是因为对古代文化多层面、多方位的关注，使得他在并非专意研究古文献时，也能够通过对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年代学、古历法学以及历史地理学的探讨，极大地推进了历史文献的研究。
在讨论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序卦位时，李学勤提到陈梦家的简牍学研究成果：
关于“帝出于震”章的来源，至少有两条线索可寻。
《汉书·魏相传》云：“又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表奏之，曰：……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所述五方之神本于《月令》，而八卦方位与“帝出于震”章相合，陈梦家先生考定此奏在汉宣帝元康年间，距《说卦》的出现不过几年，所谓《易阴阳》可能是另一种《易》书。
关于陈梦家先生的“考定”，李学勤注：“陈梦家：《汉简年历表叙》，《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18]这只是陈梦家的简牍研究收获应用于历史文献研究的一例。
陈梦家直接以简牍研究推进历史文献研究的工作，当然是武威汉简的整理和研究。
1959年7月，甘肃武威磨咀子六号汉墓出土汉简四百八十枚，以木简居多，竹简较少。其中除十一枚为日忌及杂占简外，其余四百六十九枚均为《仪礼》简。[19]武威出土的汉简《仪礼》，被认为是“从所未有的发现”。如陈梦家说，“先秦典籍的原本，今已无存。今欲见汉代典籍的面貌，大约不外帛本、简本、纸本和石本。帛本、纸本未有出现，而近世在洛阳故城南太学遗址所出的熹平石经，其中虽有《仪礼》残石，散在四方，就可以搜集到的仅有数百字（详《汉石经集存》第三九二至四七○号）。今此所出《仪礼》，竹简、木简并有，存四百六十九简，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二字，首尾完整，次第可寻，实为考古发现上非常的一件大事。”[20]后来简本和帛本汉代文献屡有发现[21]，当然非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所能预见，但是武威汉简《仪礼》发现的意义和整理的功绩依然未能稍减。
武威汉简《仪礼》甲、乙和丙本不但有竹、木之异，它们之间的内容亦有所异，甲、乙本是《服传》而丙本是《丧服》经记。甲本七篇篇首题记篇题篇次，反映其编次和今本编次不同，和两戴本及刘向《别录》本亦不同。不但篇次不同，篇题亦有所异。陈梦家指出，“甲本将士礼置于前半，而将诸侯大夫礼置于后半，其先后次第似有胜于两戴与《别录》者。”[22]
经过整理和研究判定，“武威出土甲、乙、丙三本《仪礼》九篇，除甲、乙本《服传》和今本有很大的出入外，其它甲本六篇和今本大略相同，丙本《丧服》经、记同于今本。但它们的篇次既不同于两戴，又不合于《别录》、郑玄，它只可能是三家以外的一个家法本子。” [23]陈梦家认为，根据文词和字形的考察，“这个本子也很可能是庆氏《礼》，故其经文不甚离于今本，其文句略同于今本，而其字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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