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字，这已成为后世档案卷宗的滥觞。按照这一认识推断，《汉书·艺文志》中“以卷计者”，可能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也是简册，而并非缣帛。那么其中简册本图书所占的比例，还会大大超出我们前面所作的估算。事实更可以充分证明“西汉时代缣帛虽已流行，而其用尚不如竹木之广”。缣帛的价格是相当昂贵的，皇家图书档案中收藏的书籍尚且以简册为主，民间流行的书籍当然以简册本更为普及。
陈梦家《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一文推断，“在刮削平整，打磨光滑以后，书写之前，似经过一道用特殊液体涂染的手续。”武威汉墓“出土木简表面有光亮，似涂胶质者”。[61]这一发现，对于认识当时的文书制度，也是有意义的。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老而读《易》，“韦编三绝”。《汉书·儒林传》也写道：“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颜师古注：“‘编’，所以联次简也。言爱玩之甚，故编简之韦为之三绝也。”有人据此以为“古者用韦编简”，不过，文物考古资料中始终没有看到“韦编”的实例。[62]也有人认为用韦编简与用丝麻不同，是由简牍的穿孔编贯。清代学者李淳在《羣经识小》卷四《论方策》中就推测说，简狭而长，编简者大约是在简的端部穿孔，“按其次第以韦穿之”，孔子读《易》，韦编三绝，说的就是这种情形。陈梦家指出，“敦煌出土《急就章》，‘第一’两字刻在觚端斜削之处，而‘第’与‘一’之间作有穿束之孔。此‘第一’之‘第’犹‘卷一’之‘卷’，最初是名词，后来引申为次第的形容词。简册所称‘第一’‘第二’乃是‘册一’‘册二’之义。由此可知书册分‘第’之法由于韦束，而韦束乃编束木札或木觚之上端穿孔之用，不宜作为编缀编册的绳纶。因如以韦编册，则卷用不便。”而王尭等考察新疆出土吐蕃简牍时，确实发现，简牍“在右端常有一洞，可以用绳子穿联在一起”，研究者以为“即所谓‘韦编’”。[63]
陈梦家《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一文还通过武威汉简《仪礼》的实例考察了当时简牍书写时每一简容字大致的定规：
甲本木简七篇是占数最多的，其中大多数以六十字为常例，当然每简容许有一、二字的上下。《泰射》一篇百十四简，最为严谨，多数简为六十字，较少的为五十九字或六十一字。《少牢》一篇的前四十一简，每简字数略多于六十字而不超过七十字。只有《特牲》一篇第四十一至五十三的十三简，是利用旧简，一行八十字上下，和七篇中其它部分不同。
乙本木简短而狭，字也小，故一简容字一百至一百零数字，其第十七简最多，为一百二十三字，几乎为甲本一简的倍数。
丙本竹简的字数很参差，多者五、六十字，少者二、三十字。这由于它是分章的《丧服》经，每章另行起，故新章前一行多不足行；又由于因避竹节要多空一些，否则它也是以六十字为标准的。
《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李贤注引《汉制度》说到帝王下颁的文书有策书、制书、诏书、诫敕四种形式。“策书”又有篆书和隶书两种书体：“策书者，编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以命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赐策，而以隶书，用尺一木两行，唯此为异也。”王国维《简牍检署考》指出，简牍书体有这样的等级差别，“事大者用策，篆书；事小者用木，隶书。”陈梦家《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一文也讨论了汉代简牍书体，他认为，当时大致有这样四种情况：
一是篆书，用于高级的官文书和重要仪典的书写。
二是隶书，用于中级的官文书和一般经籍的书写。
三是草书，用于低级的官文书和一般的奏牍草稿。
四是古文，用于传习先秦写本经文。
有的研究者提出，事实上，古代书体是随时代不同、场合不同而有复杂的变化的。因而王国维和陈梦家的说法各有不完善之处。不过，我们今天考察简牍的文体，尽管存在皇帝诏书有时也书写草率，而习字之作有时竟颇为工雅的情形，但从总体来说，篆书、隶书、草书在汉代文书形式中大体已经形成了等级差别的事实，是确实存在的。
简牍文字的修改，据陈梦家的分析，大致有这样三种形式：一为削改。这是最为多见的情形。在简牍实物上可以看到被削去薄薄一层表面，而补写的字迹往往晕开，易于识别。削改的实例大致有七种：①写错一字，削改后改写一字，原字位不动；②写错偏旁，只削改偏旁，其余部位不动；③写错几个字，削改后仍补写几个字；④漏写数字，将一小段削去重写，改写后字位拥挤；⑤多写了字，删除改写后，原占字位有了空缺；⑥错字削去后遗忘未及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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