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于两戴本和今古文并存的今本者。”[24]
陈梦家为《武威汉简》所写的《叙论》，全文凡十一万三千字，又《校记》六万字。作为《仪礼》研究来说，完成了份量最为充实，而质量亦尤为优异的研究论著。
利用简牍资料研究历史文献，陈直的《汉书新证》和《史记新证》有值得称道的贡献。陈直《汉书新证》即“以本文为经，以出土古物材料证明为纬。使考古为历史服务，既非为考古而考古，亦非单独停滞于文献方面”，“有百分之八十，取证于古器物”。陈直所做工作，以“证”为主，其中也涉及对历史文献的校订。我们说用考古资料考订和校正历史文献，自然以简帛本文献的发现最值得重视，这涉及简帛的版本学价值的问题。李学勤说，尽管出土简帛文献“就有传本的几种而言，其与传本的不同，不一定是简帛比传本好”，然而通常说来，“新发现的简帛书籍大多数是佚书秘传，年代又这么古远，自然是不容置疑的善本。”[25]研究保存较完整的简牍本文献，陈梦家进行了富有开创性的工作。此后卓有成就的新发现先秦秦汉简帛文献的研究，从某种角度来说，其实都是陈梦家的事业的继续。陈梦家的武威汉简《仪礼》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为简帛佚籍研究确定了一种样式，一种规范，一种标尺。
陈梦家的武威汉简《仪礼》的研究，还引发了有关《仪礼》研究的有意义的讨论。沈文倬不同意陈梦家以为武威《仪礼》为庆普本的意见，认为简本《仪礼》是“古文或本”[26]。高明通过对武威简本《仪礼》的研究，考察两汉时期今古文的实质和变化，得出结论：武威简本《仪礼》是目前所见第三个汉本；据校今古文及简本的差异主要是各自使用本字和假借字；东汉今古文的分歧实质是两派解经对经文的谐声字取舍不同。[27]
二 简牍学研究与古代制度的复原
1957年，劳干的《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在台北出版。三年之后，1960年，他的《居延汉简考释之部》也得以面世。1959年，在陈梦家主持下，据马衡保存的 148版图版，计二千五百多枚简牍，整理出版了《居延汉简甲编》。《甲编》中所收部分简牍，是劳干的论著中所没有的。以这两部书，以及贝格曼去世后由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东洋部部长索马斯达勒姆（Bo Sommarstrom）整理出版的《蒙古利亚额济纳河流域考古研究》为依据，内容完整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得以于1980年出版。《居延汉简甲乙编》出版后，使简牍学研究层次的深入和研究领域的拓宽得到了新的条件，许多研究者相继发表了有关居延汉简的专著和论文，涉及汉代史研究的论著，也普遍开始重视利用简牍数据。
应当看到，大陆的汉史研究，因《居延汉简甲编》的出版得到了新的契机。如果考虑到大陆经历1966年开始的十年动乱的特殊背景，注意到“文革”后恢复高考最先入学的历史系七七级、七八级史学新人当时只能通过这部书接触简牍资料，则《居延汉简甲编》的学术意义更应当得到肯定。
在1962年初，《武威汉简》的编写工作最终完成之后，陈梦家接着便集中精力，对居延汉简、敦煌汉简和酒泉汉简进行了整理工作。其中包括对居延汉简的出土地点与额济纳河流域汉代烽燧遗址的分布和形制的研究。其意义对于简牍学至为重要，是因为这一工作第一次使得中国简牍研究正式置于现代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点上。从1962年初到1966年9月逝世前，在三年多不满四年的时间里，陈梦家共完成了十四篇论文，约三十万字。[28]
应当说，主要是居延汉简研究的成绩，使得陈梦家成为公认的大陆简牍学研究者中成就最为突出的学者。陈梦家推出的研究论著，使得大陆简牍学研究迈进到新的阶段。
陈梦家有关居延汉简的论文，在他生前已经发表五篇，即《汉简考述》[29]，《汉简所见奉例》[30]，《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31]，《汉简年历表叙》[32]，《玉门关与玉门县》[33]。由于其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陈梦家在当时的简牍学研究中已经成为公认的学术权威。
在一九六六年九月逝世前，陈梦家又完成了九篇研究汉简的论文。即：《汉简所见太守、都尉二府属吏》，《西汉都尉考》，《关于大小石斛》，《汉代烽燧制度》，《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汉武边塞考略》，《汉居延考》，《西汉施行诏书目录》、《武威汉简补述》。这九篇生前尚未发表的论文，加上已经发表的五篇，以及原先作为《武威汉简》中的一章的《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共计十五篇，编为《汉简缀述》一书，于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据此书编者的《编后记》，没有发表的九篇论文，“有的是初稿，有的已修改誊清，看来当时梦家先生是准备将它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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