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说“县令”确为秦制 |
 |
时间：2009-7-24 13:49:40 来源：不详
|
|
|
载中既提到令，又提到丞，足以证明县令的存在，且表明令、丞是两职而不是同一职。
此外，《史记·田儋列传》中又提到“狄令”，“田儋详为缚其奴，从少年之廷，欲谒杀奴。见狄令，因击杀令”。[8]《史记·陈涉世家》中也提到这一事件，同样称“狄令”。[9]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职官名称赖《史记》保存下来的不在少数，[10]《史记》并未根据汉制逆推其他列国官制，为何单独以汉制逆推秦国和秦朝？况且《史记》中提到秦之“县令”又不止一处，难道都是根据汉初职官制度逆推秦代官制的结果吗？
根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可知，司马迁出身于一个世代仕宦于秦、汉的家庭，且父子两代同为汉太史令，去秦亡不足百年，在这种情况下，说《史记》的作者对秦朝的县制不甚明了，并不是很有说服力。当然，《史记》的记载也有疏漏之处，有鉴于此，解决问题的办法自然是去找更有说服力的证据，而不能只在《史记》里兜圈子。
下面，让我们把眼光投向秦汉简牍。简牍资料中保存了大量秦代法令和地方行政文书，能够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如果能够从中找到秦代县令的确切证据，争议自然消除。尽管杨先生声称“笔者遍查现已出土或传世的秦出土文献……迄今未发现有‘县令、长’的记载”，然而，笔者仔细翻检有关资料，还是发现了若干条秦县长官称“令”的直接证据。
睡虎地秦简《语书》是南郡守腾于秦王政廿年（公元前227年）向本郡各县、道发布的文告，开头一句是“廿年四月丙戌朔丁亥，南郡守腾谓县、道啬夫”，而文告中提到县、道长官时均曰“令、丞”，如“今且令人案行之，举劾不从令者，致以律，论及令、丞。有（又）且课县官，独多犯令而令、丞弗得者，以令、丞闻”。[11]如果说此处的“县官”只是官府的泛称而不是实指，那么请看下面两条：[12]
《秦律十八种·效律》：仓啬夫及佐、史，其有免去者，新仓啬夫，新佐、史主廥者，必以廥籍度之，其有所疑，谒县啬夫，县啬夫令人复度及与杂出之。禾赢，入之，而以律论不备者。
《效律》：官啬夫免，县令令人效其官，官啬夫坐效以赀，大啬夫及丞除。县令免，新啬夫自效殹（也），故啬夫及丞皆不得除。
这两条律文有部分内容基本相同。官啬夫是仓啬夫、库啬夫、田啬夫等各种负责某一方面事务的啬夫之总称。[13]第一条中的“仓啬夫”即第二条中的“官啬夫”，而第一条中的“县啬夫”即第二条中的“县令”。由此可证，《语书》中的“令、丞”就是指县令、县丞无疑。尤其是，第二条中两次提到“县令”，无可辩驳地证明，秦代县之长官的确有“县令”一称。
如果说睡虎地秦简中只有一条简文明确提到“县令”，系孤证，那么，再让我们看张家山汉简。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保存了几例属于秦代的案例，其中有这样一个案例，约在秦始皇廿七年（前220年）前后，攸县利乡有“反盗”，令史 与义前后三次征发“新黔首”（大概指新征服地区的百姓）前往镇压，其中有两批打了败仗（“其二辈战北”），令史义战死。按照秦律，战败者将以“儋乏不斗律论”，然而令史 将前后所征发的三批人员的名籍混在一起，无从分别其征发的先后次序，当然也就无从知道哪些人属于战败者；与此同时，“新黔首”为逃避法律制裁，持兵器藏匿山中，人数很多，官府无可奈何。就在此时， 被任命为攸令，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为安抚民心， 希望“不以法论之”，上书要求“财(裁)新黔首罪”。结果 以“篡遂纵囚、死罪囚”的罪名被耐为鬼薪。[14]在这一案例中， 为“攸令”，这是秦县长官称“令”的又一明显证据。而且在 上任之前，攸县还有守媱和丞魁，说明丞并非县之长官。至于“守”，有可能是 上任之前的代理县令，也可能另有含义，待考。[15]
这一案例出自汉简的记录，是否存在汉朝人以汉制逆推秦制的可能呢？我们注意到，在同一批《奏谳书》中，还有一段简文记录了鲁国的一个案例和若干条鲁国的法律条文，并注明：“白徒者，当今隶臣妾；倡，当城旦。”[16]把鲁国刑名与“今律”刑名的对应关系加以说明，而不是直接用“今律”的刑名取代鲁国法律中的刑名，这一例证应该能够帮助我们打消上述怀疑。张家山汉简出自西汉早期（吕后二年或稍后），[17]简牍文书的成书时间或更早，应当不存在当时人不了解秦朝县制的问题。
事实上，在已公布的里耶秦简中，也有一条资料提到县令，见简J1⑧157：
卅二年正月戊寅朔甲午，启陵乡夫敢言之：成里典、启陵邮人缺，除士五成里匄、成，成为典，匄为邮人，谒令、尉以从事。敢言之。（正面）
启陵乡要任用成里士伍成为里典、匄为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