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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大庭修简牍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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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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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年）；劳干的《敦煌汉简校文》［⑦］；英国剑桥大学鲁惟一博士的《敦煌文书札记》一文，对上述释文也作了许多补正［⑧］。
在西方学者正竭尽全力释读敦煌汉简，而且中国学者的研究已有一定深度的情况之下，日本学者才涉足敦煌汉简。他们的研究已落后了许多年。况且，在早期，他们也只是影印、介绍沙氏王氏之作或从书道艺术的角度写一些启蒙性文章，发表在诸如《书画之研究》、《书画骨董杂志》、《书道》、《墨美》等刊物上，如松田南溟的《晚翠轩放大本释文》（自印）、钦堂的《汉代简策类的帐单》［⑨］、后藤朝太郎的《论中亚出土的汉代木简》［⑩］、《论中央亚细亚出土的汉代木简（上、下）》［①①］、西川宁的《论汉人墨迹》［①②］、高田桂下的《斯坦因与木简》［①③］、藤原楚水的《图解书道史——流沙坠简的文字》［①④］等皆属此类，唯羽田明的《天田辨疑》［①⑤］、泷川政次郎的《流沙坠简所见汉代法制的研究》［①⑥］才涉及到一些具体问题，但尚谈不上深入的考释和研究。
大庭修先生涉足敦煌汉简的时间更晚。在日本学者依据图版释读简文的第二阶段开始后，他与米田贤次郎合著的《敦煌居延出土汉简（图版解说）》一书，［①⑦］也只是依据沙氏、劳氏著作的原简照片重新解说简文大意而已。针对这一现状，１９７２年４月他以关西大学派遣国外的研究调查员身份，赴欧美半年。其间有四个月时间住在剑桥大学，每天到大英博物馆去，详细考察了收藏在那里的敦煌汉简，特别仔细地调查了沙氏著作中没有发表过照片的那些简牍。回国后，于１９７３年撰写了两篇论文《大英博物馆的敦煌汉简》［①⑧］和《敦煌汉简释文之我见》［①⑨］。前一篇介绍了该馆所藏中国敦煌汉简的概况，并详细介绍了怎样委托邮局订购这批汉简照片的办法。后一篇是作者逗留英国期间调查敦煌汉简的原简后所考证的释文。在文章中，除原来沙氏、劳氏等人已经发表释文而无需改正者，或当时仍完全读不出来的简文之外，作者将沙氏著作中未刊照片者、沙氏劳氏未释者或已释需订正者，一一作了释文和注记。共为２２０余枚简牍重作释文，其中未刊过照片的简牍达１３５枚，超过半数。另对原简的状况（包括是木简还是竹简，是封检还是削衣，简牍木质如何，书写几行，字体大小，墨色浓淡，简上有无标记和残损等）以及沙畹、劳干释或未释，原释是什么、今作何释，等等，都不嫌繁琐地逐字逐句作详细注记。可以认为，大庭修先生的《敦煌汉简释文之我见》是继岩井大慧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查所得文书考释》［②⑩］之后，较之更全面、详细的敦煌汉简考释文章，它代表了日本学者敦煌汉简研究方面的最高水平。
二、大庭修与汉代诏书简册的复原
大庭修先生对居延汉简的研究要比对敦煌汉简的研究早大约２０年。从１９５２年起，他的研究论文“宛如洪水决堤般不断涌现”。［②①］主要有《材官考——汉代兵制之一斑》［②②］、《论汉代的论功升进》［②③］、《论挈令》［②④］、《汉代官吏的任事规定——以休假为中心》［②⑤］、《汉代关所与护照》［②⑥］、《汉代的啬夫》［②⑦］、《论汉代官吏的兼任》［②⑧］等一系列研究汉代军事、政治制度的论文。这些文章都是在尚无刊布简牍照片的条件下撰写出来的，因此论题显得不太集中，研究缺乏系统性。尽管如此，这些单项研究为他后来所从事的复原诏书简册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个阶段的代表作是《汉代关所与护照》一文，在文章中大庭修先生从劳干的《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中找到民间百姓通过关所所持“护照”（即通行证件）简牍材料１４例，论述了简文中的“棨”，就是普通老百姓出入关所所持的写明日期、通俗易懂、附有旅行者身份的一种证明书（即护照）。这篇文章也是大庭修先生集成简牍文书的尝试之作，只不过集成的是互无联系的“护照”而已。关于“护照”的研究，后来他并没有停留在５０年代的水平上，而不断用新见简牍材料充实自己的观点。例如，自５０年代末劳干的图版和大陆的甲编［②⑨］公布后，大庭修先生看到照相版，方知自己所论述的“护照”，在原简上都是用非常细小的字并行书写的。于是在１９８２年出版其专著《秦汉法制史的研究》［③⑩］时，修订了《汉代关所与护照》一文并收入书中，这时捡出的“护照”简牍材料已不是原文的１４例，而增加到３９例之多了。作者还发现新增简的上编号以“二一八”居多。１９８１年中国大陆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出版后，才明白这些简皆出自肩水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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