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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中国历史的新思维：环境史——评述伊懋可教授的新著《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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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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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战争才是造成象之退隐的主要原因，因为象在时空上的退隐几乎与汉人定居范围扩大和农业生产集约化同步。人象大战有三种方式：第一是为了扩大农田面积而清理大象生存的森林环境；第二是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庄稼免受糟蹋而消灭大象；第三是为了获取象牙和象鼻，或者驯养用于战争、运输和各种仪式而猎获大象。在这三种方式中，毁掉大象的生境是最致命的．导致森林滥伐和植被被清理的原因有三：一是农耕和定居范围不断扩大；二是取暖、煮饭和象冶炼这样的工业所需燃料持续增加；三是建筑、造船、修桥等所需木材持续增长。这三个原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中华文明起源的新石器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能够首先有效占有和利用日见稀缺的人力和自然资源的部落和社会就能取得政治和军事上的竞争优势，进而攫取区域性霸权。发展农业就是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农业造成的自然环境转型实际上就是这种战争和战争经济的副产品．在帝制时期，为了剥削税赋、征发劳力，国家把管理社会的手段应用于自然环境，中央和地方的政治权力以不同的方式刺激、控制和监管经济，国家成了发展经济和环境破坏的驱动力．但这种国家驱动并不是国家掌管一切，尤其是在帝制后期，市场和利润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在自然资源被商品化的时期，即使是国家也不得不依赖市场的运作，自然环境就会蒙受更大压力。森林被毁会带来土壤侵蚀，造成河流中下游的淤积和泛滥，这就需要对大型治水工程进行扩展和维修。水利工程起初主要用于争霸的目的，后来逐渐成为农业和运输的核心。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水利工程似乎是成功的和可持续的，但代价非常高昂，不但因其内在的不稳定性和外部突发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变得非常危险，而且需要投入大量劳动、资金、物料和技术来维修。发达的治水经济因为代价太大不利于技术创新和应用，中国在18、19世纪出现了“技术闭锁(Techno1ogical lock—in)”现象．“技术闭锁”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即“日益增加的回报率让技术进步的惯性趋于闭锁，已有的次好技术因为已被使用的优势而持续占据主导地位，进而把经济闭锁在次好的发展道路上”①。如果人为放弃这个次好技术，就必然会导致生产、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动荡不安，甚至危及整个体系的存亡。虽然大型水利工程规定着经济活动的许多重要方面。但是许多小型私有经济单位也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变迁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与大型水利工程的国家和政治导向相比，他们无疑是市场和利润导向的．所以帝制后期中国经济发展既受控制又自由，既分散小型化又庞大一体化。正是这两种力量(集体的和单个的)导致了对环境的大规模和持续剥削(P．114)。
在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对环境施加压力导致环境退化的同时，中国传统环境文化在环境变化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呢?伊懋可认为，中国人认识环境是一回事，改变环境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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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W. B. Arthur, "Positive Feedbacks in the Economy", Scientific American, 262.2(Feb. 1990),P84—5.
后者与前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有时甚至相反．文学艺术中反映的环境认识只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感受，他们对自然的讴歌有时只是对逝去的往昔的哀叹(如“淮南子”中一段著名的描述)，有时是对现实中虐待自然的反抗(如《庄子》中对自然的怜惜)，有时反映的是限制自然剥削过程的不很有效的努力。文人的这些感知并不能化为普通中国人保护环境的行动，因为文人的环境观并不能像西方的宗教那样渗透到普通人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上帝的概念，中国的景观虽然都是被驯化和改造过的“第二自然”(直到1500年左右，谢灵运才在“山居赋”中提出了明确的环境概念。)，但文人把景观看成是最高神秘力量的一部分，有智慧的人可以从中得到力量，所以中国的人、神和自然是相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文人的感知完全与古代科学家的观察没有关系。谢肇淛的科学建立在“理”和“气”的基础上，他的观察本应该是实证的和可以重复的，但是就他对龙的描述可以明显感受到：科学和感知是不分的。他的龙形象除了想象的形状(不同动物的大杂烩)之外，还有一些关于骨头和角的描述．据考证，这些骨和角的形象似乎是根据已经灭绝的恐龙化石得出来的．另外，中国虽然没有统一的自然观，但官方的环境意识形态总是把文人的感知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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