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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中国历史的新思维：环境史——评述伊懋可教授的新著《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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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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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科学的观察与道德钳制结合起来，突出的是满清统治者提出的人要为天气负责的道德气象学教条，即降雨多少、是否合乎农时都取决于人的行为是否道德。在影响天气方面，皇帝、官僚和平民所发挥的作用依次递减。显然，这种意识形态虽然披着经验观察的外衣，是文人对活生生的自然的感受，但只是一个政治工具，主要服务于稳固统治(P．413—4)。当珍惜自然、保护环境的说法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进而增加赋税维持封建集权统治时，它就会得到重视；当它不利于解决人口增加带来的巨大粮食需求和统治阶级增加赋税的要求时，就会被束之高阁。总之，环境意识与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型关系，而是非常复杂的关系。
伊懋可分析古代中国的环境变迁是想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历史根源，二是为什么中国没有自己走上象西欧一样的工业化道路?前者显然已经得到回答，后者尚需加以说明。首先要比较中国与欧洲哪个面临的环境压力更大。彭慕兰认为，欧洲在1800年以前比中国遭受的环境压力大①。但伊懋可在详细研究了中国环境史后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认为中国那时的环境压力要比欧洲大(P．460)。主要论据有二：一是理论的分析．伊懋可从生态系统内各因素之间具有有机联系和输入与输出之间并非总是线型关系的预设出发，找出了生态压力(长周期的，必须考虑技术进步的影响)和相对压力(短周期的，不必考虑技术因素)与把环境生产率恢复到以前状态所需的成本之间的复杂数学关系，由此可以发现中国经济是否可以持续。当然可再生与不可再生资源的计算方式是不同的。在其中两个关键因素(大规模水利工程的维修和耕地地力的恢复)上，中国比欧洲的压力要大得多。二是那个时代传教士的记录。他们认为，当时中国的森林面积比欧洲少，作物种植比欧洲密集，休耕地和轮耕地几乎没有，相反为了恢复地力而施肥的次数比欧洲频繁许多，在欧洲自然本身可以恢复的在中国就需要投入大量劳动、技术和肥料．因此中国在自己的生态环境范围内发展的潜力比欧洲消耗得更厉害。其次中国落在欧洲后面、没有自己迈入工业化进程的主要原因并非是彭慕兰所言的在煤与铁的地理位置及海外殖民地对生态束缚的缓解上与欧洲有所不同。中国也在不断扩展自己的资源环境边疆，煤与铁通过运河运输并不比英国通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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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三部分。
路运输更困难①。导致中国没有象欧洲那样率先突破实现工业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处于“技术闭锁”的“高度平衡陷阱”中，与当时中国资源环境相适应的技术及其各方面的影响因素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没有外来技术的冲击，就不可能突破，也就无法带动整个社会的转型。由此也可以看出，伊懋可的环境史观点实际上是他研究经济史、科技文化史的延续，是利用自己的知识储备优势把环境与传统的人类历史的各个层面有机整合的结果，是超越了二元论、机械论和还原论而采用有机论和整体论的新型历史。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人类历史的建构和理解，反映了国际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趋势。 二 历史资料与研究方法
本书的一大突出特点就是经常引用大段的史料，梳理资料是它的一大成就。这种写作方法与现在流行的欧美历史撰述法颇为不同，但与中国的古代史叙述相当一致。约翰·麦克尼尔曾幽默地评论说：“伊懋可永远不会把他丰富的知识用轻松的方式表达出来。”②伊懋可这么做自然有他自己的考虑：一是他想把这些原始资料介绍给西方的中国历史研究者，因为中国古代史的资料虽然比西方古代史的丰富，但按现在的标准衡量还是很薄弱的。另外古汉语非常难翻译，准确可靠的翻译本身就是一个成就．大量的原始资料不但给自己所述历史和分析提供了史料基础，也给读者提供了按不同思维重新构造历史的机会。它还让读者能够进入史料记录者的内心世界和写作情景，从而加深对历史的尽可能真实的理解。二是这么多的史料需要仔细鉴别。作者引述的资料除了传统历史学常用的资料外，还包括人口学、流行病学、动物学、土壤学、水利学、园艺学、造林学、地图学、神话、传说和诗歌中蕴涵的可靠历史资料。尤其引人关注的是他引用了大量的诗歌，从表面上看似乎与传统历史学大异其趣而打上了后现代主义的烙印，因为部分后现代主义学者就认为历史学是诗歌艺术而非科学③。在后现代主义历史认识论中，历史只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表现形式的言语结构，在构建历史话语的过程中充满着想象、虚构等认识特点，这说明历史编撰只是一种“诗化”而非“科学化”的努力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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