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解释中国历史的新思维：环境史——评述伊懋可教授的新著《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 |
 |
时间：2009-7-24 13:50:00 来源：不详
|
|
|
．但是如果以此断定伊懋可采用了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思维就错了，因为伊懋可尽管使用了大量的诗歌作为资料，也承认使用诗歌的冒险性，但他力求证实这些诗歌作为历史史料的不可避免性和可靠性、客观性。首先中国文人喜欢用诗的形式言物咏志，其中既有对自然环境的白描，也有对心灵感受的抒发，前者往往是后者的基础。这说明诗歌中既有对环境景观的客观表达，也有诗人的主观感受。伊懋可主要使用前者。其次诗歌中包含着大量其他叙述形式中没有的内容。中国古代科学记载中很少涉及自然景观的变迁，正史中除了灾异志和地理志外几乎没有涉及现代环境意义上的环境变迁，即使清代西北的环境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但地方志中的记载仍然很少④，相反诗歌内容非常丰富，一切环境
————————
① 包茂宏：《中国环境史研究：伊懋可教授访谈》，《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辑，第133—136页。
② John R．McNeill，Review on Book“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Science，304，April 16，2004，P．392．
③ 参看海登·怀特：《旧事重提：历史编撰是艺术还是科学?》，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学术与诗歌之间的历史编撰：对海登·怀特历史编撰方法的反思》，《书写历史》，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
④ 参看王社教：《清代西北地区地方官员的环境意识：对清代陕甘两省地方志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辑。
因素和自然现象都可以成为诗歌的素材．三是诗歌虽有自己独特的写作规范如压韵和仄，但表现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形式并不能完全决定内容的性质．从这些诗歌蕴涵的史料中可以观察出特定时间特定地区的环境图像。也就是说，诗歌由于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而成为必不可少的历史资料，当然，它独特的艺术原则和表现风格要求在使用这些资料时必须谨慎鉴别。辨析其可靠性。
在资料方面对传教士回忆录的引用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承认传教士有宗教意识形态的倾向，但申明这并不影响他们对经济和环境的部分观察的可靠性。18世纪的传教士既了解中国部分地区，也了解欧洲部分地区，既掌握欧洲文化，也对中国语言、历史和文化有比较好的理解．虽然他们偶尔也以中国为参照物来批判欧洲，但对中国的理解在某些方面也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所以引用这些资料不能仅抽出其中的只言片语进行字面上的理解，最可靠的办法是从整体印象来判断某些材料的可靠性．这样谨慎鉴别出来的资料才是独一无二和可信度高的史料。其次有些资料本身就是传教士有意识进行比较的结果。例如16卷的《中国回忆录》从一开始，就把中国与欧洲并列。这说明，传教士在观察和记录时确实在进行比较。这种资料确实难能可贵、不可多得。
另外，由于西方学者得天独厚的条件，伊懋可还充分利用了中国、日本以及西方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国学者的研究非常深入翔实，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环境史研究呈现出更注重自然科学的非人文化倾向。这一部分研究虽然从总体来看在中国更成功一些，但尚需与注重文献的传统历史研究相结合。自然科学家应该向历史学家学习怎样评估资料。历史学家也需要有更多的批判性，不能把部分失意文人的自然咏叹美化为中国人的“自然观”。日本学者对中国环境史的许多方面，尤其是水利机构史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我们理解中国环境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资料、新成果和启示意义。伊懋可认为，在水利史研究中，日本学者已经遥遥领先，中西学者都要加紧工作才能赶上日本同行①。西方学者不论是美国人、欧洲人还是澳大利亚人，其研究与中日学者的最大不同就是注重理论分析。他们或许在穷尽史料和考证上不尽完美，但在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理论的应用上更为大胆，成果斐然。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正好可以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从书后所附的参考书目中可以看出，作者不但非常熟悉对外国学者来说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高山的中国古典历史文献，而且大量使用了英、法、德、汉、日等语种的研究成果。就中文研究成果来看，作者不但收集了中国大陆学者的论著，也没有遗漏台湾学者的成果，还充分利用了海外华裔学者的新成果。总之，作者尽可能收集到能找到的所有资料，同时也吸收了各派和各国学者研究成果的精华，为得出独成一家之言奠定了坚实基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
| |
|
